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９４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姜晓明／图

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每天上午八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

1980年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年轻的后生们，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生龙活虎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如今，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气力都没有了。

2003年，在生日聚会上杜润生幽默地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时隔四年，94岁的他看着自己的秘书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全是茫然，他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之后，在他静寂无声的晚年，他仍在说。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37岁的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这一年，也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当时约见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听取他们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因为思想分歧，邓、杜二人在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推推就就，他们无力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在执行中一直强调“稳进、稳进”。农工部更是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这一越来越表面化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邓、杜二人后来的政治遭遇。

当时杜润生非常忧虑山西长治的合作化试点。他对邓子恢说，山西试点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而且合作化对两级分化也估计高了，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杜润生回忆说，毛泽东和中央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当作对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以此来彻底隔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杜润生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热心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支持合作经济……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之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

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杜润生却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晚年的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合作化问题，我们和毛泽东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问题，实质却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分歧。“实践证明集团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