黟县始建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清史·地理志》载：“县以黟山名，即今黄山也”，故有“古黟”之称。这里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有淳朴的民俗风情，是您黄山旅游不可不到的另一处幽景。

有一本书的开篇语这样写道：“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就去北京，想了解中国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就去黟县。这里的西递、宏村等景点，已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历史遗迹，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曾著有著名的《桃花源记》，说此书的生活雏形取自黟县，确有可信之处。黟县自古交通闭塞，解放前只有8公里过境公路（并不通过县城），1956年炸开桃源古洞，才修建了第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进入桃源古洞，沿着横江（新安江上游）上行，旧时确是桃花遍布，前行约数里，便到黟县盆地，正是豁然开朗，李白的这首诗，不正也表述了当年黟县的闭塞“人尚古衣冠”的情形吗？

不久前曾在黟县陶氏聚居的赤岭村，征得一套《陶氏宗谱》，按谱系陶渊明为三世组，自第五、六世便移居黟县。 《桃花源新考》曾制成电视片，并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展播一等奖。

黟县是个古老美丽的山乡小县，至今保存了3500多栋清代以前的古建筑，被誉为“东方文化的缩影”、“古代建筑博物馆”。黟县的旅游资源，一是在古建三绝的古民居艺术，这里的古民居星罗棋布，很多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有被誉为“明清古民居博物馆”的西递，有布局奇特的牛形村-宏村，有白云深处、竹海浩瀚的木坑村，有形同迷宫的南屏村，有形式各异的连体民居建筑群--关麓村。这些古民居地处腹地，古时交通闭塞，因此免受战争的劫难。黟县的古民居大多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

2000-2001年度奥斯卡获奖大片《卧虎藏龙》中的很多镜头，如片头的村落、水面，镖局的建筑，刀光剑影的竹海，便取景于此。

世界文化遗产--西递

西递距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54公里，距黟县县城8公里。该村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居民三百余户，人口一千多。

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故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该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透。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大夫第”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璧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西递村是一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该村源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20世纪初，随着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西递村的发展也日趋缓慢。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始终保持着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保存的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12月，西递和宏村（同为黟县精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批准通过，成为中国27处世界遗产中的一处，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瑰宝。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始建于南宁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时而如淡抹写意，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特别是整个村子呈“牛”型结构布局，更是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当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斗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称牛肚。接着，人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历经数年，一幅图腾跃然而出。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宏村又名弘村，都是取宏广发达之意。宏村汪九是唐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数百户粉墙青瓦、鳞次栉比 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飞金重彩的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敬修堂和气度恢宏、 西朴宽敞的东贤堂、三立堂等，同平滑似镜的月沼和碧波荡漾的南湖，巷门幽深，青石街道旁古朴的观店铺， 雷岗上参天古木和探过民居庭院墙头的青藤石木，百年牡丹，森严的叙仁堂、上元厅等祠堂和93岁翰林侍讲梁同书亲题“以文家塾”匾额的南湖书院等等，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时也反映了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至清代宏村已是“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

2000年12月，宏村和西递（同为黟县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批准通过，成为中国27处世界遗产中的一处，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瑰宝。

南屏影视村

南屏亦名叶村，因村西南背倚南屏山而得名。自元朝末年叶姓从祁门白马山迁来后，村庄迅速扩展，明代已形成叶、程、李三大宗族齐聚分治的格局。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由于三大姓之间的相互攀比，竞争进取，促使南屏村步入鼎盛时期。全村一千多人丁，却有36眼井，72条巷，300多幢明清古民居。且村中至今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宗祠、支祠和家祠，被游客誉为“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

位于南屏村心的叶氏宗祠“叙秩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坐东朝西，占地近2000平方米。当年大门上端挂有“钦点翰林”、“钦赐翰林”、“钦取知县”等金字匾额，门联为：“石林派衍家声远，武水澜回气象新“。大门两侧有一对用黟县青石精雕细刻的石鼓，非常威严。祠堂共由80根粗大的圆柱支撑，分上、中、下三进大厅。大厅为享堂，中厅为祀堂，下厅是吹鼓奏乐之地，也可搭台演戏。

南屏村的支祠与家祠，大都因做官、发财者而建造。建于明弘治年间的叶奎光堂，是当年叶姓祭祀其四世祖叶圭公的会堂，现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圭公名文圭，字天瑞，号南屏，明成化二年岁贡，曾任山西太原府岚县知县。李氏支祠则是祭祀晚清徽商巨贾李宗眉的。

除了祠堂林立，南屏村的古私塾园林和古民居建筑也比比皆是。位于村庄上首的“半春园”，又名“梅园”，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村中富商叶自璋为子女读书而营造的私塾庭院。园内有三大间书屋及半月形的庭院，还有对联曰：“静乐可忘轩冕贵，清游端胜绮罗尘”。因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西园记》而遐迩闻名的“西园”，坐落在叶氏宗祠前，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近1公顷，内设牡丹园、梅竹园、山水园、松柏园四大部分，是当时村人叶君华为孩子们读书养性而修建的。惜西园现已毁坏，今只留下石雕“西园”两字大门额紧及西园溪、西园桥及古樟等遗迹。村中还有“培阑书屋”、“陪玉山房”、“梅园家塾”等。

南屏村今仍完好保存有明清古民居建筑近300幢，幢幢结构奇巧、营造别致，如冰凌阁、慎思堂、南薰别墅、倚南别墅、雕花厅、小洋楼、官厅等。高墙深巷，长短不一，拐变抹角，纵横交错，游客进村，如入迷宫，真可谓“进得去，出不来”。一位开小车的外地游客说，他走过京、津、沪的街道不曾迷过路，可来到南屏却出了洋相。这绝非夸张之语。

依山傍水的南屏村，古水口建筑尤令人赏心悦目。一座长40米的三孔石拱桥横卧武陵溪上，桥上有石柱、石栏，桥额为斗大楷书“万松桥”三字石刻，传出自文学大师姚鼐手笔。走过万松桥，迎面是雷祖殿、文昌阁、观音楼和万松亭等古建筑群；后为万松林，有数十上百株参天古木巍然耸立。林中有南阳书院，还有一泓清泉，名醴泉。昔日雷祖殿大门联曰：“有功德于民则祀，能正直而一者神”。殿中壁画造型生动、宏伟气魄，远近闻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景片《菊豆》在南屏村拍摄，促成了南屏旅游业的起步。相继在该村拍摄的《大转折》、《徽商》等影视片，不断提高了南屏的知名度，被称作“中国影视村”。该村先后推出了“《菊豆》故乡游”、“高墙深巷迷宫游”、“名人古迹探访游”等旅游口号，来南屏旅游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与日俱增。

屏山古村落

屏山村地处黟城东北约四公里的屏风山、吉阳山下。因村北向屏风山形如屏风而得名屏风村，又因古建制属黟县九都，村中多为舒姓聚族而居，故又名九都舒村。

据屏山村《舒氏梁源实录》和《舒氏梁谱录》等史料记载，屏山舒氏为伏羲九世孙子后裔，于唐末自庐江迂居屏山，自今以有1100多年历史。屏山村山清水秀，古称“风山宝地”“地灵必得人杰”。所有古屏山人建村落时十分讲究建筑风水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村落的图形优势，随其自然和民居的“吉门吉向”。屏山村坐落在谷地中，北有屏风山作“靠”南有东头岭为“照”，东有吉阳山，西有双凤山“含抱”。发源于吉阳山的吉阳水（小溪）由北向南川流不息。

穿村而过、溪上建有八桥，并且各具特色，村南建有水口园林、廊桥，绝无水榭。亭台楼阁，道观寺庙，并据有水口塘（鸳鸯湖），古水成了屏山村的一大景观，因为古人认为“水主财，水主发”，因此水口犹成了一个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口一为，聚财，二是象征一个村的兴旺发达。三作村落屏护，四可镇邪，镇煞。

正为屏山村山水灵秀，加上村人自古尊义重文、诗礼传家，故人才辈出：明万历进士舒荣都为人刚正不阿、固弹劾魏忠贤而被其所害，清光绪进士舒斯芴为钦点主政，兵部主事，其孙女舒绣文是表演艺术家，《一江春水向东流》家喻户晓、当代著名哲学家舒炜光，现代语言学家舒耀宗名声在外。村中巨商大贾更是不泛其人，其中认舒光庚、舒振庭等人为杰出者。这撞房子是舒绣文故居，位于吉阳河畔，系民国初年（1921）年建造庭院门口上方这块黟县晋刻的门额为古体篆刻字，‘春回黍谷“两字取春秋燕国邹衍吹律（管乐）而使寒谷长出春黍的典故，其意味“春回大地”，“春到人间”。此屋呈靠壁三间结构排列，正屋前后两进、上下两层。前厅无天井，而临庭院，是古徽州中典型的廊步之间屋”即厅前设置走廊，走廊与厅之间以16扇莲（菱）花门相隔它改进了天井光不足的缺点。是徽州古民居建筑在清（朝）民（国）时期的一大改进和创新。

屏山村地处黟城东北约4公里的屏风山和吉阳山的山麓。吉阳溪九曲十弯，穿村而过，两岸石磅不时飞来村妇浣洗的锤声，蓄水石磅白花飞溅；青砖灰瓦的民居祠堂和前店后铺的商铺夹岸而建；十余座各具特色的石桥横跨溪上，构成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特有的风韵。

关麓八大家

关麓地处黟县西南武亭山麓、西武岭脚，距县城7公里。因西武岭有“西武雄关”之称，村居雄关之东麓而得名；又因村旁有一条上七里下八里的古驿道，通向祁门、安庆、江西等地，故别名“官路”；还因这里古称“堑下”，地势非常隐蔽，在这里建村可免战乱侵扰，俗称“官路下”。

关麓村环境优雅，村前一小溪，清泉淙淙来自武亭山麓，故名武水。村口有一人工塘，面积达3000平方米，状似弯月，称月塘。

关麓村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以汪姓为主聚居的村落。据《官路汪氏族谱》载：关麓始祖系越国公汪华第七子汪爽的后裔汪振美。自唐宋元明世代相承，关麓村并没有多大变化，在清初时，关麓还只是黟县怀远乡（即今西武乡）的一个小村落。到了清乾隆时期，这里出了个汪昭敩，共生八子，依序为令銮、令铎、令鋠、令钰、令镳、令钟、令錄（lù）、令鍠、就是现在所称的关麓八家，昭敩公为八家始祖。他们初期均在老屋春满庭居住，后大都外出经商。他们在潜山、太湖、石牌、黄梅等地收购土特产品，然后贩运到长江下游出售，再换购日用商品到上述地方经销，这样，两头赚钱，生意越来越兴隆。兄弟们相继围绕春满庭老屋建造房舍，形成了今日远近闻名的“关麓八家”联体古民居奇观。作为联体古建筑的典型代表，关麓八大家早于1992年便被国家旅游局收入《中国旅游信息库》。

关麓“八大家”座北朝南，主要有武亭山房、春满庭、“吾爱吾庐”、学堂厅、临溪书屋、大夫弟、瑞霭庭、安雅书屋等共20幢民居，占地约6000平方米。“八大家”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是每幢民居自成一体，各有天井、厅堂、庭院、花园，数枝红杏出墙，几重竹篱绕舍，粉阁灰墙，石栏漏窗，屋舍相接，甚至屋楼上下都有门户相通，浑成一个联幢民居群。八大家结构别致，异常精巧，外人入宅宛如进入迷宫。其次是宅内大厅描金绘彩，彩绘、木雕各选其美，经历长则二百多年，短则百余年，至今犹如新出，鲜妍耀目。户户均有铁皮大门，有的为八字门罩，莲花小门，粉墙回抄，过弄层层。三是不出户可展望四方八家，不但节省地基，也有利于村落治理，真是“百家之族，未尝散处”，充分体现了明清以宗族聚集而居的特色。对“八大家”古民居的设计意图，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徽商的勤俭持家习性，把八家住宅联成一体，以利节省屋墙和地基。有的认为，由于旧时族风、家规森严，为了便于管教八房儿媳的需要，老公婆可以足不出户，不行雨就能顾望四方八家。

关麓虽是个只有百余户的小村落，但历来崇尚文化，光私塾就有问渠书屋、双桂书屋、临溪书屋、安雅书屋、学堂厅、藏书楼等。这里的“吾爱吾庐”民居门额系清代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所题；古黟著名书法家、画家汪曙的家就在关麓；中共黟县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抗日烈士汪希直也是关麓人。

关麓除了古建风格独到卓绝之外，还另有三绝：“米塑”、“砖雕”和“海底木”，它们与“联体古建筑”一起合称“关麓四绝”。“米塑”是该村独有的一项民间工艺，加工塑成物形“盆景”，如花瓶、罗汉、水果等，以供祭祀之用；“砖雕”精品位于“八大家”中老四汪令钰居所的门罩上，共分七层，尤以第五层的“小康世家”作品最为精美，内有楼阁亭台、人物花卉，虽在同一个平面，却层次分明，立体感极强；“海底木”是指一张长2米、宽1米的古式烟榻，据介绍有百余年的历史，木质细腻，是极其珍贵的上等木料精制而成。触之手感冰凉，盛夏坐在上面，酷暑顿消，怪不得被誉为“海底木”。

五都南屏村的清明祭祖

黟县五都南屏村，位于县城南向的顶云尖山脚下，全村叶氏几百户聚族而居，和谐相处，宗族文化氛围浓厚。2006年6月日，该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屏村在众多的宗族文化活动中，清明祭祖扫墓最为隆重，以表示叶氏后人饮水不忘掘井人。自古以来，南屏村叶氏宗族清明祭祖扫墓，订有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逐代流传，按章祭祀。对于始祖，即始迁南屏一世祖的清明祭祀，尤为隆重。

每年清明日，风雨无阻，全族男女老幼，衣冠整洁，集中整队上路。前面是两根竹竿挑挂的五色彩纸钱引路，纸钱上端有一个彩顶（俗称连升三级），纸钱下端是如意（寓意吉祥如意）。后面紧跟的是大号京锣，鸣锣开道；接着是彩旗、遮阳伞、方木牌、木铳、乐队锣鼓、喇叭、横笛等仪仗队；随后有两张四人抬的祭桌，祭桌上端搭有彩布帐篷，既华贵美观，又可遮阳避雨。桌的四边，设有五寸高的栏杆，雕琢吉祥花纹，色彩夺目。

每张祭桌上摆放着16个黄铜镶边的锡制祭盆。盆内是祭品，盛有燕窝、鱼翅、海参、干贝、青带丝、鸡、鱼、猪肚、蹄膀、鲜笋、香菇、木耳、金针菜、花生、瓜子以及鲜水果等。各种菜肴瓜果，均饰以造型，很有观赏价值。如鱼翅可装为古代女人之凤冠，猪肚摆为小白兔，青丝带堆成假山，鲜笋雕刻成玲珑宝塔等等。清明前一周，祭品均得陈列在叶氏宗祠内，供大家评议，以便改进提高。此期间，来观赏祭品的人络绎不绝。

祭祀队伍中，祭桌后面是全猪全羊的架桌、盥洗盆架、樽、香案桌等。随后即由“族长老官”带领祭祀的“礼生”与全族成员，在锣鼓喧天，鼓乐齐鸣与鞭炮声中，浩浩荡荡，进入墓地。

祭祀开始，“礼生”分左右两排站立，首排为“响赞”，次排为“亚赞”，主祭人是“族长老官”，全部按古代传统的祭祀仪式进行。祭祀完毕即颂发钱，每人发给两枚竹筹，回村后，再凭竹筹去祠堂兑换铜币（每竹筹兑铜钞十枚）。

祭祀的资金费用，宗祠祀会耕田出租有固定收入。祭祀用具等，按规定分为八阄管理。每年清明结束后，由“族长老官”，根据宗谱上名单，以此抽出八人进行拈阄，分别领去保管，待来年清明再集中使用。

五都南屏清明祭祖，是叶氏全族一项重大活动，迄今已有几百年历史。

独具特色的黟县方言

黟县语言独具特色，是丰富的中国语言中的文物。

黟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山越族人聚居的蛮荒之地，随后，由于中原战争频繁，大批北人南迁，来到这块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改造了山族人的生活方式。而山越人也以自己独特的语音，顽强地改造了中原人的语言特色。此后，在黟县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方言。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使得这种方言一直得以延续，而未被强大的北方语音完全同化。

黟县方言具有很多特色。一种是，部分方言音译成普通话后，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原句的意思。诸如：黟县方言管太阳叫“热头”；晚上为“夜高”；黎明为“蒙蒙光”等。而另一部分方言，音译成普通话后，外人根本不知原句的意思，因为音译后的与原句意思，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如黟县方言把挨骂，说成是“驮段”；称撒娇为“为奇”；称少见为“奇数”；称正中下怀为“倒板一十六”。

黟县方言的另一特色是，保留浓郁的古文化特色。诸如：黟县方言把妇女称为“老孺”，而“孺”是明、清时期，对妇人的尊称；而把打扰了、谢谢，说成了“聒噪了”，而“聒噪”是宋、元时打招呼的习惯用语；还有，黟县方言把窗子称作“槛”，把腌菜称着“盐齑”。这种带有古文化色彩的语言，曾使许多外人处于尴尬境地。传闻，一位黟县人因外地朋友仓促来访，准备出门张罗酒菜时，被朋友一把拉住，坚持只须家常便饭就行。主人解释说，不巧家中没别的菜，只有“盐齑”，客人听说大为高兴，连声说道：“嘿，有‘腌鸡’还不行吗？，不瞒你说，我平生最爱吃‘腌鸡’。”谁知上菜时，主人端出了一碗腌菜，客人顿时感到受到了捉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才从别人那里了解到，黟县人就是这么文诌诌地把腌菜称着“盐齑”，让人听成是“腌鸡”，造成诸多误会。

黟县方言还有一种特色是，同一语言，由于发音的微弱变化，使别人能准确领悟到你所言的物体大小、高低。诸如，山、屋、路、刀、碗、盘、桌、凳等等，道地的黟县人，完全能从别人的发音判断出它的体积、容积。这种发音的些微变化，很难使用拼音来注解，只有亲耳聆听，才能加以区别。

黟县方言还能举出一些特色。比如：一些动物的名称是根据其声音来确定，黟县人把蝉叫成“嗯知”，纺织娘叫成“蜡箭”；而一些动作名称又是根据其形象来加以创造。比如，黟县方言中把打哈欠称之为“卖花也”，是因为打哈欠时的口型，像是在喊“卖花也”。能将打哈欠这样一种疲惫、乏味的动作，蒙上一种鲜明生动的色彩，冠以一个动听的名称，不能不说黟县人在语言上还是很有创造力的。

黟县方言因其独具特色，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语言专家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1924年，中国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就曾与魏建功、白涤洲、舒耀宗等合著了《黟县方言调查录》，着手黟县方言的研究，开创了黟县方言研究之先河。近年来，一些语言学者，竟发现黟县方言发音，与日本话有近似之处。这些都足以说明，黟县方言，是祖国语言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古黟名人名扬天下

大学问家俞正燮

清代黟县，涌现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学问家，诸如著名学者汪文台、程鸿诏，天文及历史学家汤球等。然而，从知识渊博、著作之丰、名声之盛来看，当首推俞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城中人。自幼家境贫寒，勤奋好学。20岁时，俞正燮独身北上充州，拜访著名经学家孙星衍，孙当进正在研究《左氏春秋》，俞正燮送上自己的文章《左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邱明墓考》等文章，求教于孙星衍。

孙星衍看了俞正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对眼前的年轻人十分钦佩，并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吸取了俞正燮的论点，从此，俞正燮名声大扬。不少学者纷纷邀请俞正燮去教书、讲学。而俞正燮便利用这种机会，游历了半个中国。他每至一地即深入考察，并进出各地藏书馆，读了许多不易读到的书籍。加之他潜心研究，终于成为清代著名学者。

俞正燮研究的范围很广，天文、地理、水利、诗词、歌赋、训诂、音韵、书法、医理无所不精。

他所编著的《癸巳类稿》15卷、249篇，《癸巳存稿》15卷、556篇，是风行一时的海内巨著，对经义、史学、诸子、医理的考释，无不探本求源，辨别雅伪，且立论精博，见解常常标新立异。《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不仅为清代学者所推崇，连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鲁迅、钱钟书等均对其有较高的评价。

俞正燮的著述还有《续行水金鉴》156卷、《说文部纬》、《校补海外纪闻》、《顾氏方舆纪要》等10余种。他还曾应两湖总督林则徐的邀请，参加了《两湖通志》的撰修，并编撰了嘉庆版《黟县志》。

尽管俞正燮当时已是海内知名的大学问家，但封建社会里那种轻学问、重功名，推崇读书做官的科举制度，却迫使俞正燮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科举道路上，大学问家俞正燮走得很不顺利。他47岁才考中举人。1833年，58岁的俞正燮赴京参加会试，以他的才气，本可以考中进士，可惜当时主持会试的总裁是清廷军机大臣曹振镛。据《辞海》历史人物条介绍：“曹振镛以小心谨慎，遇事模棱而长期受清廷倚重。他主持会试，严于挑剔微疵。”遇到这样一位主考大人，俞正燮的仕途命运可想而知。果不其然，因曹振镛的百般挑剔甚至采取摈弃俞正燮试卷，不让别的主考批阅的手段，致使俞正燮落选。通往官场的大门，终于在大学问家俞正燮面前，严丝合缝地关上了。

此后，俞正燮郁郁寡欢，积劳成疾。1839年，在曹振镛死后，江苏学政祁隽藻邀请俞正燮赴南京“惜阴书院”任主讲，第二年，俞正燮病故，终年66岁。

以俞正燮的渊博知识与才气，如果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就将会更大。而且不致于去受曹振镛那班官吏的窝囊气，使自己因郁闷而早逝。这也许是封建社会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性的悲剧。好在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今日中国，有几人能记得住曹振镛？而俞正燮的著述，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倾颓的丰碑。

篆刻大师黄士陵

名重东南、包誉海外的“黟山派”开宗大师黄士陵，是中国晚清时期成就很高的书画篆刻家。

黄士陵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师承皖派邓石如，融皖、浙两家之长为一体，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黟山派”。

他的篆刻艺术，取法于秦玺汉印，取材于钟鼎、钱币、诏版、碑额、砖瓦等文字，各体悉入，无格不备，兼收并蓄，熔于一炉。

黄士陵，字穆甫，出生于黟县西武黄村，父亲黄仲和能诗文，善篆刻。黄士陵幼承庭训，20岁时，他的篆刻在黟县就有了一定名气。后父母双亡，为求生计，也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篆刻艺术有所长进，他带着弟弟黄厚甫去了南昌。

在南昌，黄士陵谋生之余，常为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写书签，以换取免费借阅图书的方便。不料，竟是那小小书签上的金石书法，成了他扬名发迹的桥梁。

当时，江西学政汪鸣銮，无意之中看到黄士陵写的书签，这位酷爱金石书法的学政大人，独具彗眼，认定黄士陵功底深厚，天分极高，前途无量。得力于这位学政大人的宣传，黄士陵结交了众多学者名流，并随当时金石名家盛昱、王廉生、吴大徵出游，遍览各地所藏金石原器、著录和书画珍品，从此学识大进。

1888年，吴大徵调任湖南，黄士陵继续留在广州，帮助著名学者梁鼎芬从事金石书法学术研究，并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在广雅书局担任校对。

黄士陵在广东的艺术活动，是他在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异军突起，名声大噪的关键。他的许多作品，当时在岭南、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即被作为艺术珍品而收藏。

奇怪的是，黄士陵在其艺术成就极其辉煌之时，却悄然隐退回到家乡，不再以艺术作品面世。作为晚清印坛开宗立派、成就极高的艺术大师，黄士陵的隐退，无疑是中国金石书法艺术界一大损失。后世人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士陵做出急流勇退的痛苦抉择？

黄士陵曾有“倦游窠主”的别号，也许是因为在外奔波数十年，身心交瘁，神思困倦，病体不支而回到家乡休养生息；也许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遇到了某种难以突破的“极限”，而要突破这种“极限”，通向登峰造极，还须再下一番功夫，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这从他回到家乡后，仍然勤奋学习，潜心于研究，或许可以得出判断。西武乡关麓村一些老人回忆，据他们的前辈介绍，隐居家乡的黄士陵，闻说关麓村建造宗祠“世德堂”时，曾延请沿江一带有名工匠，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精品。黄士陵一连十余天，每天清晨夹着草席，步行数里来到关麓村，屏神静气端坐在汪氏宗祠前，默默地临摹、揣摩。以黄士陵当时的名气、声望，暮年尚能如此勤学，令汪氏族人无不感到钦佩，并以此策励自己的子孙后代。

黄士陵的隐居，还可能与当时封建社会重功名、轻学术有关。

黄士陵在广东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作为巡抚吴大徵的幕僚，与当时两广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过从甚密。吴大徵曾劝黄士陵捐纳为官，遭到黄士陵婉言拒绝。以黄士陵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那些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如果肯涉足宦海，实在是探囊取物。但当官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终生矢志的金石学术研究，在当官与学术研究两者之间，他毅然选择的是后者。

然而，在视功名为读书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的封建社会，黄士陵这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品格，很可能为世俗所不容，这样就有可能迫使黄士陵退隐故里，恪守自己的人生信条。

1908年，黄士陵病逝家乡。作为清朝政府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端方送来挽联，联文为：“执竖椽直追秦汉，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挽联中透出这位权倾一方的清廷重臣，对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平民百姓的无限钦慕。

想当官的人，往往羡慕那已经当官的人；而已经当官的人，却又往往羡慕那不想当官、淡泊功名，只想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们。世间之事竟是如此奇妙！

黄士陵泉下有知，读到端方这幅楹联，一定会感到欣慰，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著名戏剧家田汉，1965年参观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时，曾赋诗：“快似春风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

张小泉，明末黟县会昌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后在黟县城边，开了个张大隆“剪刀铺，前店后家。思家做事认真，他打磨的剪刀，坚韧锋利，备受人们的称赞。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

明朝末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张思家来到杭州，在大开巷觅到一块空地，搭个棚，挂起“张大隆”招牌来。父子二人，制剪为业。杭州原是春秋战国时干将、莫邪铸造宝剑的地方，有着传统的铸造技术。小泉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创制出嵌钢制剪的新技术。他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于是，又出现了鞋剪、袋剪、裁衣剪、整枝剪、猪鬃剪等许多新品种。

张小泉剪刀的声誉持久不衰。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获得银牌奖；1915年在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获奖。从此，张小泉剪刀，跨越国境，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后张小泉剪刀，在全国三次民用剪评比中均获冠军。

商界名流李宗眉

李宗眉（1827－1891年），又名金榜，黟县南屏村人。出身贫苦农家，早年由亲友带到铜陵大通镇经商，年届而立，仍然默默无闻。后来，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战争频繁。原来淮盐运营利润优厚，由于战争的影响，竟至一落千丈。李宗眉仅“纳货三百”，就从清政府官僚的手中获得了淮盐南运的经营权。战争结束后，淮盐在江南畅通，利市数倍。不多几年，李宗眉竟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由于早年的经历和遭遇，李宗眉对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十分同情。他对赈灾济贫和兴建公益事业从不吝啬，动辄万金。黟县县志对此屡有记载，其荧荧大者如：“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大水，助赈八万两”；“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逾万”；“乡里孀婺，月致钱米”……

李宗眉自己文化不高，但“刻印前哲遗书，不下万金”。由李宗眉出资刻印的图书计有《徐骑省集》、《七家后汉书》、罗愿《新安志》、《汪南士集》、俞正燮《癸巳存稿》等。此外他还捐赠国子监《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印送《程正通药方》等小册子多种。

李宗眉于光绪十七年病逝于大通，棺柩运返家乡时，“远近吊者数千人”。

历史上的徽商唯利是图，但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者也大有人在。徽州府志和各县县志对此多有记载。他们对徽州的文明建设，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桃花源”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以其神秘性和理想化，多年来，一直让人们魂牵梦萦，苦苦追寻。“桃源文化”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揭示了人们“桃花源”情结，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人文底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地整合、充实、丰富、升华，它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四）

古黟村居追求人文和谐环境，还具体表现在村庄中每一幢单体建筑上。民居建筑不仅只是为居住者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折射出传统的复杂文化内涵，无声地倾诉了主人们的理性思考、内心祈愿和崇拜信仰。有专家认为：“徽州民居的某些特征是徽人思想观念的建筑外化。‘高墙深院小窗，对外封闭隔绝’反映了徽人在理学之风盛行、宗法制度森严下的慎独心理；民居山墙顶上砌有上方下圆状如朝天官印的装饰物（俗称‘朝天印’），反映了徽人对仕的追求和向望；徽州民居‘民房其外，官邸其中’，反映了徽人强烈的入儒崇仕的意识。”

黟县自古得“新安大好山水”钟灵毓秀之气，受程朱儒道理学之风，既重宗法，也讲世好；既崇文重教、尚义诚信，又敦邻睦族、谦逊礼让。古黟楹联“我爱邻居邻爱我，鱼傍水活水傍鱼。”“德邻仁里，义路礼门。”都形象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村居人文和谐环境的理想追求。

古黟民居建筑，四周的外墙是直接与他人世界相交的外部形象。一般说来，人们大多注意的只是那毫无表情的高墙,而很少去关注高墙之上的瓦檐。古往今来，民间约定俗成民居住宅的界域，是划定在屋檐下的“滴水位”，而“滴水位”的外延又普遍是“滴水三尺”之说。

黟县地狭人稠，众多村庄的民宅建筑用地非常紧张，这在若干大姓村庄表现得尤为突出，房屋的设计者在设计民居过程中就得充分考虑这点。首先必须考虑到的是房屋内部空间的充分利用。宏村“承志堂”中的边角书厅、“排山阁”内的三角小区，还有南屏“冰凌阁”偏厅两侧卧房的设计，都是充分利用空间的典范。其次，就是考虑对房屋外部的空间占有，这除了最大利用自己地界外延，邻里和睦关系就成了充分关注的问题。

纵观黟县古民居的外墙，屋檐伸出不足一尺，房屋的“滴水位”也自然不超出墙体一尺，按照民俗约定而让出了两尺多地。一户如此，家家如此，全村如此，古民居墙体的谦让，使村庄节省了不少用地，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众多狭窄幽长的巷弄，成了千年古村落的一大景观。南屏村就因为有众多复杂巷弄而被游人称之为“迷宫”。在建筑上，由于“滴水檐”短，为防止墙脚受雨水侵蚀也就衍生出大户住宅的墙体用“黟县青”砌墙至“腰方”的现象，从而增加了古民居外部墙体的厚重感。“滴水檐”短，还衍生出门罩的丰富多彩，层层挑出的雨檐，对木门起了保护作用。

古黟聚族而居，村庄民居稠密，所建造房屋全属砖木结构，一旦有宅发生火灾，越户而焚，损失惨重。早在南宋时期，宏村汪氏先祖便曾遭此罹难。因此，徽州民居建筑的墙体上便出现了马头墙。马头墙又称风火墙，是徽州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种具有防火、防盗、防风，有利于邻舍粘靠而节约用地等实用价值的建筑装饰，同时又使原来单调的山墙变得富有层次感及韵律美。风火墙的防火功能其根本出发点，还在于万一自家遭火，尽量不殃及邻舍，这就是村人“德邻仁里”的意识。一旦发生火灾，高高的马头墙阻止着火焰外泄，墙内木质结构被焚烧落架，由于空气压力，四周超出房架的填斗墙体就会同时向内倾倒，压住火势，避免了火势蔓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递、屏山、城区汪家弄等几处发生火灾，在当时消防能力欠缺的情况下，马头墙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递村的“大夫第”民居东侧，是一间飞檐翘角的玲珑阁楼，按常理它本应该与“大夫第”正屋同建在一条水平线上。由于此地正处于村中心十字路口，来往行人很多，房屋主人胡文照便有意识地将阁楼往后退让一大步，使门前道路更为宽敞，方便人们通行。主人还特意在阁楼房屋小门上方，镶嵌了石雕题额，上书“作退一步想”。为己想，亦为他人想，求得和谐居住环境的深层内涵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勤劳聪慧的古黟祖先对于村居环境，无论是村庄整体布局，还是单个民居建筑，都竭力去平衡人与自然的相处，都悉心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善尽美地来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生机勃勃的村庄，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遗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古黟人追求和谐社会进程中一段历史实践。今天，我们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来看待这份遗产，一定会大有裨益。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三）

古黟村居环境，除了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外，追求和谐的人文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宗法制度较他处更为森严完备。早年，为保持宗族凝聚力，抵御外族入侵，人们纷纷实行聚族而居。黟县聚族而居之处曰村庄。庄即建筑在山林田野间之住宅，它不同于村寨，也不同于屯、堡之类的人居之处。寨是防卫所用的木栅；屯有驻防之义；堡原指土筑的小城，后又指军事上的防御物。寨、屯、堡的形成，体现了居住者是把对他人的防御放在首位，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排他性。

黟县村庄，几乎都是依山傍水，没有设置与外界相间隔的障碍物，有的也只是以沟渠、河道、山梁等自然物体为界。从总体布局来看，黟县的村庄呈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这也正成为了徽州文化之所以可以形成的基石。环黟而行，所到村庄，村头与村尾均有大路与邻村相通，村与村之间还建有路亭、茶亭，以方便来往行人休息，有的村庄甚至任由府县驿道从中通过。大路两旁开设店铺、作坊，日夜迎送四面八方之客，久而久之村庄竟有了街道的称呼。如黟县的十都际村，曰际村街；四都古筑村，曰古筑街；六都石山村，曰石山街；五都南屏有秦家街，二都蜀里有胡家街等等。明清时期，宁池古驿道就从十都卢村中心通过。人们在驿道两旁开设了多家客店、轿行、货栈，村庄也由此而日益繁荣兴旺，据说其中“木雕楼”的主人卢邦燮，当年就是跟随在此歇脚的外地商人出门学徒经商而发迹的。

当然，在宗族制度笼罩下的聚族而居，必然也追求住宅建筑的规范化、系统化。这具体表现在同一村落，各族各房宗祠、民居界域分明。民居住宅基本上都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它。从另一角度看，祠堂作为宗族成员议事、行使族权、祭祀天地祖先、讨论村规民约的场所，坐落在村落的中心或显著位置，既方便村民的集中，也加强了村民的交往。南屏村的叶姓宗祠、支祠，就是在村中心位置，坐北朝南一字排开，而民居住宅则是沿祠堂两侧巷弄，往后有规则延伸而建，从而也就形成了幽深的多条巷弄。

祠堂大门的前面，一般都得让出一大块空地，一律用石板铺就。祠堂称之“厅厦”，空地便称之“厅坦”。这里是公共场所，是村民自然聚集之地。冬日便于大家晾晒干菜，晒阳取暖；夏夜又是纳凉去暑，听长辈讲古的好去处。如遇年节，这里更为热闹，祠堂里唱大戏，厅坦上摆小摊，此时外村外姓人的到来是绝不会阻拦的。有的村子甚至还会特地邀请外村人来进行舞龙舞狮、演出地戏等活动。《南屏叶叙秩堂值年规则》中记载，每年正月初四、初五日，四都里田村、五都中墩村的傩神戏，元宵节三关会的游龙灯板等都要来到南屏村叙秩堂前进行表演。以往的西递村，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开栅”娱乐活动。“开栅”就是斗蟋蟀，场地也往往选在祠堂前的门楼和厅坦上。一到“开栅”日期，各村人士纷纷前来参斗，其中也有许多看热闹、走亲戚、做生意的，一时间西递村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如同过节一般。此时的厅坦就成了人际交往、和谐相处的重要场所。

村庄的水口，一般都建有村口桥、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甚至庙宇庵堂等建筑物。如五都南屏村的水口除了植有万松林，修有万松桥，还建了文昌阁、观音楼、雷祖殿等。这些公共设施，虽然在风水上有固一方元气之说，但更为现实的是有利于村民往来，也为过路行人提供了乘凉纳荫、歇息躲雨的场所，还给文人雅士聚会品茗、谈诗作画，提供了非常幽雅清静的环境。一些宗教祭祀活动也可以在远离村居密集之处进行，使得村庄始终处于祥和宁静之中。甚至有的村庄还将书屋也移至水口处，以免孩子们的喧闹打扰了村间平和的生活。如三都黄陂村的“云门书屋”，就建在村外的水口处。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二）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是浪漫的、崇尚自然的，这在黟县众多古村落的选址、布局上已经得到体现。至于具体到个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一般多是通过居家住宅这个中间环节加以体现。风水理论导致了民间习俗约定：环境的好坏决定住宅的吉凶，住宅的吉凶又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与命运。因此，住宅环境的选择，房屋构造的取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风水理论对于民间建宅也有一整套说法，其理想住宅环境是：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在古黟桃花源，虽然多山多水的地形、地貌特征，为人们提供了不少的选择空间，但地狭人稠的局限，又使得村内的众多个体民宅不可能面面俱到。

在民宅的建造上，首先求以实用、舒适，其次合乎习俗约定，使所营建的住所，虽处于密匝的民居之间，但其方位、朝向、结构以及所表现的理想寄托均能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致”，从而得到心灵和谐。因此，住宅中直接与外部世界相通的“天井”与“门庭”的修造，就必须注重考虑。

天井在徽州古民居中，被视为一大特色。从实用功能说，主要以供屋内采光以及使空气对流之用。整幢房屋很少向外开窗，即使开窗也只是在楼上向外筑以少许一尺见方的小窗。这里不排除“防盗”之说，因为徽商长年奔走在外，留守家园多为老弱妇幼，与外隔绝的墙体自然是一道防护屏障了。更重要的是，祖先们在追求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同时，还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陶渊明老先生所追求的那种“心远地自偏” 的“世外桃源”空间模式，毫无疑问地被他们逐渐渗透于村居建设中，体现在宅屋建造上。

至于天井“四水归堂”的聚财说，则与风水的“藏风聚水”理论相通，也无可辩驳。可以强调的是：无论是“三间”，还是“四合”结构形式的房屋，天井都是处于房屋对轴线中心，房屋通过天井将两侧连廊、上厅下堂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天井的设置，巧妙地将人与天地衔接起来。天井将大自然溶入屋内，主人足不出户，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可一览无余。更有雅致者，在天井下放置大鱼缸，养上几尾金鱼；有的设置石几，放上假山盆景；有的再载上几盆文竹、瑞香，使得满屋顿显生机。

门庭是房屋主人进出，与自然世界接触的必经之道，这在建造上是绝不可忽视的。作为徽州一般住宅，大门基本应开在房屋的中轴线上，应“迎财纳福”之说。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土地限制，村庄中所有房屋的方位、朝向、结构都不可能完全符合风水理想要求，因此，民居的门庭营建便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变化，以使都能达到既不多用土地，又符合民间习俗约定，寄寓主人的理想企盼的效果。民间所说的“千斤（金）门楼，四两屋”，正是表达了这种心态。

为了使大门朝向达到风水理论要求，建房者在调整门向时，往往在正屋的前面再修建一座小型庭院，以便在马蹄形的三面院墙上选择最佳位置修建院门。这样，庭院园林随着住宅风水的要求又成为了徽州古民居建筑的另一亮点。行贾四方的徽商不仅带回了雄财巨资，而且也带回了扬州、苏州、杭州的园林特色。他们将一座座小小的屋前院落，通过院墙景洞、花窗透隔、厅堂连廊相互依托，拾掇成“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⑧的格局，从而更进一步拉近人与大自然的距离。西递村的“西园”、“瑞玉庭”，屏山村的“敦仁堂”、“黍谷堂”，宏村的“承志堂”、“树人堂”等就是如此。

“天人合一”的感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的传统，在民居营造上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宏村水圳九曲十弯，穿家过户，在高墙深巷间能听到流水潺潺，在房屋宅院内能欣赏游鱼戏欢，如此意境是古黟村居环境和谐的经典之作。卢村“思诚堂”的正厅中，还有一眼清泉，汲水而饮，清凉甘甜。房屋主人在建房时发现了此处有泉眼，它不是避让，也不是填塞，而是充分利用之，建成了独具特色的“厅中井”。可谓：足不移步，能体会汲水之乐趣；身不下堂，可享用天然之琼浆。

另外，黟县民居建筑在整体上追求务实、朴素，不追求华贵、艳丽。所用材料，就地取材，木料多用松、杉，少量银杏、榧树，其木纹洁净清晰、木质坚实有韧性，材色质朴平和，既适应用于大宗梁柱构件，又可以制作窗户栏杆等装饰零件。门枋、柱础、阶沿等石料多运用石灰岩大理石，即“黟县青”，其石材色彩庄重、石质细腻，硬度适中，不仅便于抛光、造型、雕刻，而且与木质结构搭配，色调协调。如此天然的木石搭配，形成黟县古民居在徽州民居中独占鳌头的地位。这样形成的美学效果，自然得到了无数艺术家的青睐。墙体、屋顶是民居建筑置身于大自然景色中的外部形象。粉墙黛瓦，黑白分明，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犹如清秀简练的水墨国画。随着时光推移，斑驳流离的墙体，长着青苔的门罩，愈显厚重古雅，韵味无穷。

清淡美观、朴素大方的天然和谐，正展现了古黟村居环境的美学取向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一）

2000年，黟县的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的典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说，皖南即指徽州，皖南古村落即是以徽州文化为底蕴，以徽商经济为实力造就的，具有典型地方人文特色的徽州古村落。

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庭园”的说法，处于山陬水滨的黟县更是地狭人稠。因此，为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大批的徽州人，走出群山，外出经商，以求得发展。在生意场上，生性节俭、诚信守用，又勤苦耐劳、善于经营的徽州人，逐渐在15世纪以后称雄于商界。虽然黟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才蔚然成风，但商贾也是遍及大江南北，也曾雄踞武汉、九江、景德镇、大通、鄱阳等地商界之首。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不仅将全国各地的精美之物带回本土，而且投资于乡里，建设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分道路加庭园”。

我们祖先将自己的世代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社会风情进行整合与统一，惟妙惟肖地体现在自己世代安居的村居环境上。无论是村落整体布局，还是单体民居建筑，这种整合与统一都无处不在，所以徽州古村落和民居古建筑就以自己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读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厚重教科书。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西递、宏村作出如此评价：“人类古老文明的象征，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传统特色建筑的典型作品”。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理论是人们传统意识形态的一个不可小视的表现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本基调。“风水”中虽然掺杂了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人居选宅和人亡选穴方面，作为对地质、地温、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准则。我国古代宇宙观的特色集中表现在有机整体上，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界与人是平等的，而且以为天地运动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道家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顺其自然，便可达到极乐世界；儒家认为：“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宇宙，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它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关系，因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会影响人的生活与未来。人居环境如何，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吉凶祸福。这便形成中国风水理论，虽然其中有着玄虚、迷信成分，但强调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科学的、合理的。

环视黟县小盆地，众多古老族聚村落如众星捧月般围拱在县城四周，他们大多依山傍水，“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傍槛淹”便是生动写照。黟县山水隽秀，祖先们在古村落规划选址方面，将传统的风水理论运用到了极致。他们按照自己对风水理论的理解和宗族理想的解释，努力去追求、刻划独特的既崇敬自然、保护环境，又合乎宗族规则、富有生机活力的人居和谐空间，创建了如西递、宏村、关麓、南屏、屏山、余光、叶村、黄陂、塔川、卢村等众多的千年古村落。

纵观古黟十二都中的大小村落，多背倚青山，靠近水源，这既利于生产生活，又便于交通联络。面对山峦水流，先祖们以“山水为血脉，草木为毛发，烟云为神采”作为基本建村要素，然后依据自己的理想模式，融入多重人文因素，使山水更加怡情，村居更为合理，山水村居两者更为和谐，融为一体。

汪氏营造宏村而选在雷岗山下，是以为此处“山环水绕，气象郁茂”，村落能枕高岗，面流水，“拒西风之烈，挡北霜之袭，虽无帝象之征，却是安人之居也。”此后，他们又一面依托自然山水，一面按照自己对水的理解与运用，开凿月沼、南湖，从而逐渐使宏村的居住环境和发展空间，达到了“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完美境界。

风水家认为，“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何谓水口，字面解释为水源之出口或进口，但作为风水理论之水口，它就成了村落建设的一项重要设施了。“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由此得知，“水流入之处应开敞，水流出之处当封闭”。在这里，村落水口不仅有入口之功用，而且更是与村落的兴衰、命运、前程紧连在一起，因此，水口在村落选址上便十分讲究。其位置一般多选在山脉的转弯或两山夹峙、两水汇流之处，并且不惜一切在水口处营造一些建筑物，或植以树木，或掘以池沼，来弥补村居自然环境不合风水理论所示的理想模式。如此作法，主观上满足了人们世俗心理需求，同时客观上也使得村落布局与自然景观更趋于和谐。

屏山村水口的长宁湖，就是为了使穿村而过的吉阳河水能在村口“弯聚曲行”、“曲折环抱”，“而增村中之龙气”，在南宋年间挖掘的。湖的左边是(青)狮山，右边是(白) 象山，白象山是村人依循风水要求人工堆起来的。村口还有水口林、水口亭，又在离长宁湖不远的地方修建了关王庙、观音阁、华佗庙等红墙庙宇建筑群。青山连着红墙衬以长宁湖的绿水，着实使得屏山村的水口更为绚丽多彩。一眼望去，整个村庄山环水绕，地域开阔，北有靠山——屏风山，南边有石山岱峰作照山；东西左右抱山是吉阳山和双凤山。这样—来，既符合风水上的“狮象把门，水口紧锁” “藏风得水，五行不缺。”模式，又使村居自然环境更为优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