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一词，本来说不清楚。当年引入检察制度，许多人反对，认为检察制度与国情不合，那理由是：百姓遭受冤屈，自行到官衙鸣冤告状，自古如此，剥夺此项权利，让检察机关实行公诉，是乱了祖宗的章法，与民情习惯不合。检察制度移植进来之后站稳了脚跟，倒没发现与中国的水土不合，“国情”是阻止这类移植的翻天印，幸未成功。

检察制度自娩出之日起，争议不断。危及它存续的言论，时有耳闻。检察机关被撤废也不止一次，说这个制度的命运有点多舛，可能不算夸张。

民国时期法学界腾起一阵硝烟。硝烟环绕的，是检察制度存废问题。此争论一起，即使最终有惊无险，倘检察制度有知，也还是要悬上一阵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体制改革，撤废检察机关之议又起，关心检察制度命运者惊出一身冷汗。看起来，说检察制度已经固若金汤、动摇不得，这话有时竟要打个折扣。

在民国时期，争论的硝烟因检察制度而起——检察制度娩出，这个制度运作效果和存续的必要性引起许多非议。检察制度本非中国固有之制度，横空出世之后，当然会引起一阵骚动，有拥护者，有反对者，针锋相对，展开论战。争论的焦点是检察制度该存在还是该废除。耿文田记述这场论战云：“检察制度存废问题，为法学界争论之焦点，聚论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存在者有人，赞成废除者亦有人。要之，任何制度有利必有弊，有弊亦必有利，万无有利无弊或有弊无利之制度也，检察制度何独不然。主张废除检察制度者有其正当之理由，主张存在检察制度者亦有其极正当之理由。”

拥护检察制度的人认为，被害人行使控诉权有严重不足，倘若被害人因恐惧而不起诉、因私欲而不起诉、因冷淡而不起诉，国家刑罚权就无从行使，检察制度恰可纠正这个缺陷；另外，有检察官承担公诉，审判官就不致于一身兼有两种职务，人们期待的公平更可以实现。有论者称：“推事审理案件，有检察官参辅其间，犹不免发生错误，若一旦废止检察制度，取消检察官，恐审判官之武断草率，敷衍塞责，视前更甚，期其审判公平，岂可得乎。”

反对检察制度的声音也不弱。如谓：“我国检察，沿自前清，当专治时代，以朕即国家之观念，附会国权诉追主义，而成此蹂躏人权之机关，实则民主国家当采民权诉追主义，即使检察官依法尽责，亦第伸张国家之威力，剥夺人民之诉权，按之主权在民之旨，殊不相合。”再谓：“案经判决之后，被告人可随意上诉，而被害人不服时，以漫不相关之检察官为其代表，岂能尽悉被害人之意旨，尽知被害人之隐情乎？苟检察官不予上诉，则被害人只有含冤隐忍，别无救济之法也。”又谓：“原告高坐于上，被告俯首于下，原告为具有法律知识之官吏，被告则为相形见绌之平民，殊属违反平等原则。”最尖刻的说法是：“国家多设一机关，人民多增一痛苦，检察制度实无存在之必要矣。”

检察官垄断追诉权是当时引起非议的症结之一。自古以来，都是被害人或者他的亲属鸣冤告状，告状的权利一旦转给检察机关，摇头叹息者便不乏其人。他们与中国的司法传统尚未割断脐带，当然觉得吃不消。曾担任过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的杨荫杭（老圃）反对检察官垄断追诉权：“司法改革以来，最不惬人意者，莫如检察官垄断追诉权。”这种制度“最不合中华之习惯与中华人之心理”。他还批评说，该制度乃是从日本生硬移植制度的结果：“中华法政人才以出于日本者居大多数，故中华人之食日本法，如日本人之食鱼，生吞活剥，不暇烹调。所谓‘国家追诉主义’，即其一例也。”几十年后，贺卫方隔代唱和，不但把这个观点介绍一番，还似乎别有深意地说：“杨荫杭先生大约不会料到，时到二十多年之后，中国居然设立了一种与法院相平行，不仅有追诉权，而且对法院亦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构。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日本，而是沿袭前苏联体制。”了解老鹤（贺卫方）法律观点的人都知道，这段话与他限制检察机关权力和降低检察机关地位的主张是合拍的。

检察制度将审判权与公诉权切割，分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此种分权作用，使审判权受到来自控诉权和辩护权的双方制约，纠问制下的武断专横的局面为之一变。检察制度亦为弥补被害人控诉不足而来，若控诉权只操于被害人之手，因被害人不敢、不愿、不能控诉，受不告不理原则限制之审判权不能主动作为，国家刑罚权就一脚踏空，落实不了。检察官行使公诉权，在法庭上与审判方和辩护方鼎足而三，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英国检察制度本不发达，１９８５年以《犯罪起诉法》强化检察制度，表明米字旗的国度也按捺不住，要效法大陆法系扩张检察制度，不能不说反映了西方司法制度的必然趋势。

五里雾中人，有知前途而行进者，有迷歧途而盘桓者。几十年后，当天青雾散之时，重新回顾这场争论，也许是耶非耶能够看得更清楚些。检察制度该存该废，值此百年之时，真想起逝者于地下，问其观点、想法是一仍旧贯，还是焕然一新了呢？想必非常有趣。

当年，耿文田慨乎其言：“在前清末叶，我国法制维新时代，政府能毅然采用最新发现之检察制度，已足为创造特殊文化之特性之表现，洎乎今日，检制已成为我国旧物，为国家计，纵不能扩大其职权，亦当保存而改善之。为发扬文化计，亦当阐扬而更新之。断不可轻于屣弃。”耿文田真检察制度之知己也。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