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

周其仁还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杜润生。“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甚至有人干脆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一生都重视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簸的路上度过，即便是在古稀之年。

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姚监复回忆，1980年代中期在农研室的日子如同金子般闪亮。“1985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我们基本上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搞调研，1／3的时间统计、汇总、讨论，另外1／3起草中央文件。所以，当时我们对下面的情况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杜润生包容的研究态度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们那会儿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样的老同志。”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1989年，这一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了下来。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善意地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不大的空间帮助他延续了突然中断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他仍需要思考的人生习惯。秘书说，杜老每天都来办公室，因为这是他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情结。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希望杜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文集。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而在这场改革中，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90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跟随多年的秘书说，杜老这一年衰老得非常厉害，所有的交谈都需要通过纸笔来完成。然而他的思维仍不可忽视，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本文部分参考《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 凌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