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腐决心：

　　中纪委称不论职务多高 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

　　中央在此轮反腐中采取了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决心昭然。

　　2009: 制度反腐 力度空前

　　——聚焦上半年近百名腐败官员被惩处

　　2009年全国“两会”前的民调显示，“反腐败”远超过预想中的“经济危机”，居民众关注热点榜首。在今年已过的六个月里，中央政府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挥下的反腐利剑撼动整个官场。随着郑少东、米凤君、陈绍基、王华元、刘友君、许宗衡、皮黔生等一批(副)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十余件千万元以上的特大贪腐案被披露、数十名腐败官员被处以重刑、近百万县级基层官员接受中央的“ 跨级直训”，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中央在此轮反腐中采取了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决心昭然，力度空前。

　　重点领域：改革与反腐相结合

　　6月5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会议上，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表示，要把推进一批改革措施与反腐倡廉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重点推进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税、投资、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七个方面的改革任务。

　　被点名的领域，正是目前腐败的重灾区。重点领域腐败以及“借改革之机，行腐败之事”的腐败新趋势，已经被中央所重视。

　　此举被外界描述为“中国新一轮反腐的具体方向。”

　　在五个领域中， 首当其冲的即是土地腐败，其与“土地财政”挂钩，已成为地方政府最受诟病之处。2009年年初，牵连甚广的上海土地腐败案又一主角，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终获无期。几乎就在同时，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爆出集中腐败消息，该厅4名副厅长3名去职，而这3人均曾负责过土地方面相关工作。

　　与土地腐败密切相关的、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贪腐，已令上下皆怒。

　　2月27日，重庆“规划系统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对这一案件的追查和审理已持续近两年，直接牵连出的副厅级以上官员近10人。这还只是建设系统近年来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漏，除重庆外，昆明、海口等城市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在规划审批环节上相继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其中仅海口市规划局原局长许西茂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4000多万元。部分基层官员敛财已达“疯狂”程度。

　　为了应对行业腐败发展的趋势，4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监察部联合下发给各地建设和监察部门标有“特急”字样的电文，部署“房地产开发领域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严格治理通过修改规划方案、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者提高容积率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截留中央政府投资进行炒楼、支持楼市欺诈等行为。这已成为近期建设系统和房地产开发领域预防和惩处腐败的新动向。

　　对于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业内人戏称，“工程建起来，官员倒下去”是国内工程建设的常态。最让民众担心的是，2008年宣布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型工程建设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中，央企成为执行投资项目的一大主力。为此，4月31日，国资委直接发文称，将对中央企业承担的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并指明监督检查工作要全面覆盖到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施工管理等七个环节，并重点提及要检查投资项目是否过多、负债投资比例是否过高，检查投资规模是否与审批结果相一致，以及投资资金是否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紧张气氛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

　　与前三个领域相比，郭京毅、黄光裕案中涉及的金融腐败，以及随后在陈绍基、郑少东案件中体现出的司法腐败，更为各界人士所知晓和关注。在这些案件中，除了行业本身的制度漏洞等问题外，还体现出目前腐败的另一组关键词，窝案与牵连。这个特征在国内广泛的基层反腐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郡县治，天下安

　　在中国基层政府中， 由于干部的提拔任用、重大工程决策等都由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一锤定音”，于是在很多基层政府中书记的“ 个人意志” 就代替了权利意志，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基层“一把手”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只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权”一条上，就给贪腐窝案制造了空间。

　　对此，很多人会想到皖北城市阜阳。曾任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确实是涉及市县“一把手”腐败群案中的代表人物。其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大肆贪污腐败、买官卖官，阜阳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副市长付红杰、市委秘书长张华琪，市组织部长韩希鹏，市宣传部长王汉卿，市辖区的颍东区委三任书记，蒙城县委三任书记，颍上两任县委书记等众多官员均因此落马。

　　这种官场牵连，给阜阳带来的恶果还不只是一届领导班子的贪污腐化。2005年，继王怀忠后阜阳又一任市委书记王昭耀被查处，一批县(区)委书记纷纷落入法网。同时震惊全国的阜阳中院腐败窝案被揭开，阜阳中院副院长和10余名(副)庭长先后入案。次年，连续主政阜阳中院十几年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落网。短短几年间，阜阳众多实权部门的负责人被查实有行贿行为，牵连的各类干部达八九百人，有些县下的乡镇领导行贿率达到100%。

　　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使阜阳贪腐官员集体生存，继而成为互相牵绊集体落马的关键。但直到现在，这些行贿的涉案人员中除了少数因年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其余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买来的位置上。民众很难相信，在这样大面积“带病履职”的阜阳官场和组织体系中，腐败能够根治。

　　果然，今年5月，阜阳再度爆出“负面新闻”，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下属腾达支行行长李群进行高额民间信贷，涉案金额过亿。而同时令人们关注的，是在李群的借款人中那大批的阜阳官员或官员家属们。仅爆出的阜阳市颍泉区广电局工会主席张国琴(其夫为主管招商引资的颍泉区劳动局副局长)及其妹妹张国珍手中就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的欠条。其他不敢前往登记备案的“受害官员”有谁？总计欠款金额是多少？这些成百上千万的“家财”从何而来？

　　从市县一把手， 到公检法系统，再到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近10年时间的阜阳，或多或少体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基层“一把手”权力失制的情况。

　　这股不正之风在基层政权内似有泛滥。半年来，就有湖南资兴市委书记黄湘鄂、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委书记王玉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李先胜、四川省仁寿县县委书记张敏、山东齐河县县委书记李风臣、甘肃庆城县县委书记张畅钰、河南省安阳县县委书记王社民等数十名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

　　为遏制这股贪腐之风，中组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至今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已全部接受培训，以前中纪委主导了自其恢复工作后首次大规模的县纪委书记培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一直是基层监督的现实难题。除培训外，中央还特别发文给予县纪委以经费与配备保障，提出县级纪委扩编、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等措施，以期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

　　政法系统内的基层公检法司的全面培训也已陆续展开。两年内的目标是，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都要完成。

　　在这次大规模国内基层干部培训潮中，一个重大特点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实权部门主政官员直接进京受训。这不仅是为了中央推行廉洁实干等干部队伍教育意图的直接传递，更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为基层政权的“固本培风”提供了最有利条件。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中国改革》记者，一般来讲在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主要是人事变动和大政制定，三中全会则更多的涉及到制度落实、创新、攻坚与完善，这其中严惩腐败和制度反腐是很重要的一项。

　　继2008年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首次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有关部门表示， 今年内将争取起草、修订出台另外13件反腐法规。此外，还将积极做好26件反腐法规的起草修订，择机出台；另有8件法规的研究论证继续稳步推进。制度化、规模化的防腐反腐已成为2009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官场新风。

　　专家对此分析认为，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