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晚清学者、士人倡导碑学的影响，书法到了近代逐渐走上了碑帖兼容的道路。但这一结合却是在不断探索中完成的。一方面，许多学者长期受到“馆阁体”的束缚，尚不能放开手脚另立新的面目；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了尊碑风气的熏染，有一种突破前人藩篱的冲动。这就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体现出来。朱益潘的这副行楷七言联（见附图）就说明了这一特点。

　　在这副楹联中，作者在有些字的处理上下笔谨慎，一丝不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如其中的“菊”、“陶”、“阳”等字，有着很明显的柳公权书体的痕迹。但作者又比较好地解决了遵守法度和抒发性情之间的矛盾，那就是遵从楷法的同时融入行书的笔意，以加强整体的变化。如其中的“靖”、“画”、“襄”等，既下笔沉实，又行笔利落，做到规矩而不失灵动，潇洒而不失严谨。就结体而言，通篇作品以内敛为主，但却随时通过个别笔画的伸展进行调整，在平正、稳重中追求变化，避免了死板和局促，如“节”字的垂笔、“书”字的横笔、“阳”字的撇笔等。从整副楹联的章法来看，字与字之间的布局疏密得当，两联之间协调对称，上下款和正文互为呼应，相映成趣，融为一体。

　　朱益藩（1861—1935），江西莲花人。字艾卿，号定园，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进士及第，与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学者的文廷式、夏穗卿等人同科，授翰林院编修，曾官至湖南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等。其书宗法柳公权、米芾等，雄浑苍劲、法度谨严。民国之后，曾在京、津一带定润鬻字。亦精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