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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人家——安徽黟县

发表日期:2010年2月23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7359 次




 

桃花源里人家——黟县

黟县始建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清史·地理志》载:“县以黟山名,即今黄山也”,故有“古黟”之称。这里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有淳朴的民俗风情,是您黄山旅游不可不到的另一处幽景。

有一本书的开篇语这样写道:“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就去北京,想了解中国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就去黟县。这里的西递、宏村等景点,已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历史遗迹,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曾著有著名的《桃花源记》,说此书的生活雏形取自黟县,确有可信之处。黟县自古交通闭塞,解放前只有8公里过境公路(并不通过县城),1956年炸开桃源古洞,才修建了第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进入桃源古洞,沿着横江(新安江上游)上行,旧时确是桃花遍布,前行约数里,便到黟县盆地,正是豁然开朗,李白的这首诗,不正也表述了当年黟县的闭塞“人尚古衣冠”的情形吗?

不久前曾在黟县陶氏聚居的赤岭村,征得一套《陶氏宗谱》,按谱系陶渊明为三世组,自第五、六世便移居黟县。 《桃花源新考》曾制成电视片,并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展播一等奖。

黟县是个古老美丽的山乡小县,至今保存了3500多栋清代以前的古建筑,被誉为“东方文化的缩影”、“古代建筑博物馆”。黟县的旅游资源,一是在古建三绝的古民居艺术,这里的古民居星罗棋布,很多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有被誉为“明清古民居博物馆”的西递,有布局奇特的牛形村-宏村,有白云深处、竹海浩瀚的木坑村,有形同迷宫的南屏村,有形式各异的连体民居建筑群--关麓村。这些古民居地处腹地,古时交通闭塞,因此免受战争的劫难。黟县的古民居大多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

2000-2001年度奥斯卡获奖大片《卧虎藏龙》中的很多镜头,如片头的村落、水面,镖局的建筑,刀光剑影的竹海,便取景于此。

世界文化遗产--西递

西递距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54公里,距黟县县城8公里。该村东西长700,南北宽300,居民三百余户,人口一千多。

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故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该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透。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大夫第”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璧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西递村是一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该村源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20世纪初,随着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西递村的发展也日趋缓慢。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始终保持着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保存的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12月,西递和宏村(同为黟县精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批准通过,成为中国27处世界遗产中的一处,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瑰宝。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始建于南宁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时而如淡抹写意,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特别是整个村子呈“牛”型结构布局,更是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当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斗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称牛肚。接着,人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历经数年,一幅图腾跃然而出。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宏村又名弘村,都是取宏广发达之意。宏村汪九是唐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数百户粉墙青瓦、鳞次栉比 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飞金重彩的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敬修堂和气度恢宏、 西朴宽敞的东贤堂、三立堂等,同平滑似镜的月沼和碧波荡漾的南湖,巷门幽深,青石街道旁古朴的观店铺, 雷岗上参天古木和探过民居庭院墙头的青藤石木,百年牡丹,森严的叙仁堂、上元厅等祠堂和93岁翰林侍讲梁同书亲题“以文家塾”匾额的南湖书院等等,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时也反映了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至清代宏村已是“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

200012月,宏村和西递(同为黟县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批准通过,成为中国27处世界遗产中的一处,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瑰宝。

南屏影视村

南屏亦名叶村,因村西南背倚南屏山而得名。自元朝末年叶姓从祁门白马山迁来后,村庄迅速扩展,明代已形成叶、程、李三大宗族齐聚分治的格局。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由于三大姓之间的相互攀比,竞争进取,促使南屏村步入鼎盛时期。全村一千多人丁,却有36眼井,72条巷,300多幢明清古民居。且村中至今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宗祠、支祠和家祠,被游客誉为“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

位于南屏村心的叶氏宗祠“叙秩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坐东朝西,占地近2000平方米。当年大门上端挂有“钦点翰林”、“钦赐翰林”、“钦取知县”等金字匾额,门联为:“石林派衍家声远,武水澜回气象新“。大门两侧有一对用黟县青石精雕细刻的石鼓,非常威严。祠堂共由80根粗大的圆柱支撑,分上、中、下三进大厅。大厅为享堂,中厅为祀堂,下厅是吹鼓奏乐之地,也可搭台演戏。

南屏村的支祠与家祠,大都因做官、发财者而建造。建于明弘治年间的叶奎光堂,是当年叶姓祭祀其四世祖叶圭公的会堂,现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圭公名文圭,字天瑞,号南屏,明成化二年岁贡,曾任山西太原府岚县知县。李氏支祠则是祭祀晚清徽商巨贾李宗眉的。

除了祠堂林立,南屏村的古私塾园林和古民居建筑也比比皆是。位于村庄上首的“半春园”,又名“梅园”,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村中富商叶自璋为子女读书而营造的私塾庭院。园内有三大间书屋及半月形的庭院,还有对联曰:“静乐可忘轩冕贵,清游端胜绮罗尘”。因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西园记》而遐迩闻名的“西园”,坐落在叶氏宗祠前,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近1公顷,内设牡丹园、梅竹园、山水园、松柏园四大部分,是当时村人君华为孩子们读书养性而修建的。惜西园现已毁坏,今只留下石雕“西园”两字大门额紧及西园溪、西园桥及古樟等遗迹。村中还有“培阑书屋”、“陪玉山房”、“梅园家塾”等。

南屏村今仍完好保存有明清古民居建筑近300幢,幢幢结构奇巧、营造别致,如冰凌阁、慎思堂、南薰别墅、倚南别墅、雕花厅、小洋楼、官厅等。高墙深巷,长短不一,拐变抹角,纵横交错,游客进村,如入迷宫,真可谓“进得去,出不来”。一位开小车的外地游客说,他走过京、津、沪的街道不曾迷过路,可来到南屏却出了洋相。这绝非夸张之语。

依山傍水的南屏村,古水口建筑尤令人赏心悦目。一座长40的三孔石拱桥横卧武陵溪上,桥上有石柱、石栏,桥额为斗大楷书“万松桥”三字石刻,传出自文学大师姚鼐手笔。走过万松桥,迎面是雷祖殿、文昌阁、观音楼和万松亭等古建筑群;后为万松林,有数十上百株参天古木巍然耸立。林中有南阳书院,还有一泓清泉,名醴泉。昔日雷祖殿大门联曰:“有功德于民则祀,能正直而一者神”。殿中壁画造型生动、宏伟气魄,远近闻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景片《菊豆》在南屏村拍摄,促成了南屏旅游业的起步。相继在该村拍摄的《大转折》、《徽商》等影视片,不断提高了南屏的知名度,被称作“中国影视村”。该村先后推出了“《菊豆》故乡游”、“高墙深巷迷宫游”、“名人古迹探访游”等旅游口号,来南屏旅游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与日俱增。

屏山古村落

屏山村地处黟城东北约四公里的屏风山、吉阳山下。因村北向屏风山形如屏风而得名屏风村,又因古建制属黟县九都,村中多为舒姓聚族而居,故又名九都舒村。

据屏山村《舒氏梁源实录》和《舒氏梁谱录》等史料记载,屏山舒氏为伏羲九世孙子后裔,于唐末自庐江迂居屏山,自今以有1100多年历史。屏山村山清水秀,古称“风山宝地”“地灵必得人杰”。所有古屏山人建村落时十分讲究建筑风水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村落的图形优势,随其自然和民居的“吉门吉向”。屏山村坐落在谷地中,北有屏风山作“靠”南有东头岭为“照”,东有吉阳山,西有双凤山“含抱”。发源于吉阳山的吉阳水(小溪)由北向南川流不息。

穿村而过、溪上建有八桥,并且各具特色,村南建有水口园林、廊桥,绝无水榭。亭台楼阁,道观寺庙,并据有水口塘(鸳鸯湖),古水成了屏山村的一大景观,因为古人认为“水主财,水主发”,因此水口犹成了一个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口一为,聚财,二是象征一个村的兴旺发达。三作村落屏护,四可镇邪,镇煞。

正为屏山村山水灵秀,加上村人自古尊义重文、诗礼传家,故人才辈出:明万历进士舒荣都为人刚正不阿、固弹劾魏忠贤而被其所害,清光绪进士舒斯芴为钦点主政,兵部主事,其孙女舒绣文是表演艺术家,《一江春水向东流》家喻户晓、当代著名哲学家舒炜光,现代语言学家舒耀宗名声在外。村中巨商大贾更是不泛其人,其中认舒光庚、舒振庭等人为杰出者。这撞房子是舒绣文故居,位于吉阳河畔,系民国初年(1921)年建造庭院门口上方这块黟县晋刻的门额为古体篆刻字,‘春回黍谷“两字取春秋燕国邹衍吹律(管乐)而使寒谷长出春黍的典故,其意味“春回大地”,“春到人间”。此屋呈靠壁三间结构排列,正屋前后两进、上下两层。前厅无天井,而临庭院,是古徽州中典型的廊步之间屋”即厅前设置走廊,走廊与厅之间以16扇莲(菱)花门相隔它改进了天井光不足的缺点。是徽州古民居建筑在清(朝)民(国)时期的一大改进和创新。

屏山村地处黟城东北约4公里的屏风山和吉阳山的山麓。吉阳溪九曲十弯,穿村而过,两岸石磅不时飞来村妇浣洗的锤声,蓄水石磅白花飞溅;青砖灰瓦的民居祠堂和前店后铺的商铺夹岸而建;十余座各具特色的石桥横跨溪上,构成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特有的风韵。

关麓八大家

关麓地处黟县西南武亭山麓、西武岭脚,距县城7公里。因西武岭有“西武雄关”之称,村居雄关之东麓而得名;又因村旁有一条上七里下八里的古驿道,通向祁门、安庆、江西等地,故别名“官路”;还因这里古称“堑下”,地势非常隐蔽,在这里建村可免战乱侵扰,俗称“官路下”。

关麓村环境优雅,村前一小溪,清泉淙淙来自武亭山麓,故名武水。村口有一人工塘,面积达3000平方米,状似弯月,称月塘。

关麓村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以汪姓为主聚居的村落。据《官路汪氏族谱》载:关麓始祖系越国公汪华第七子汪爽的后裔汪振美。自唐宋元明世代相承,关麓村并没有多大变化,在清初时,关麓还只是黟县怀远乡(即今西武乡)的一个小村落。到了清乾隆时期,这里出了个汪昭,共生八子,依序为令銮、令铎、令、令钰、令镳、令钟、令lù)、令、就是现在所称的关麓八家,昭公为八家始祖。他们初期均在老屋春满庭居住,后大都外出经商。他们在潜山、太湖、石牌、黄梅等地收购土特产品,然后贩运到长江下游出售,再换购日用商品到上述地方经销,这样,两头赚钱,生意越来越兴隆。兄弟们相继围绕春满庭老屋建造房舍,形成了今日远近闻名的“关麓八家”联体古民居奇观。作为联体古建筑的典型代表,关麓八大家早于1992年便被国家旅游局收入《中国旅游信息库》。

关麓“八大家”座北朝南,主要有武亭山房、春满庭、“吾爱吾庐”、学堂厅、临溪书屋、大夫弟、瑞霭庭、安雅书屋等共20幢民居,占地约6000平方米。“八大家”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是每幢民居自成一体,各有天井、厅堂、庭院、花园,数枝红杏出墙,几重竹篱绕舍,粉阁灰墙,石栏漏窗,屋舍相接,甚至屋楼上下都有门户相通,浑成一个联幢民居群。八大家结构别致,异常精巧,外人入宅宛如进入迷宫。其次是宅内大厅描金绘彩,彩绘、木雕各选其美,经历长则二百多年,短则百余年,至今犹如新出,鲜妍耀目。户户均有铁皮大门,有的为八字门罩,莲花小门,粉墙回抄,过弄层层。三是不出户可展望四方八家,不但节省地基,也有利于村落治理,真是“百家之族,未尝散处”,充分体现了明清以宗族聚集而居的特色。对“八大家”古民居的设计意图,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徽商的勤俭持家习性,把八家住宅联成一体,以利节省屋墙和地基。有的认为,由于旧时族风、家规森严,为了便于管教八房儿媳的需要,老公婆可以足不出户,不行雨就能顾望四方八家。

关麓虽是个只有百余户的小村落,但历来崇尚文化,光私塾就有问渠书屋、双桂书屋、临溪书屋、安雅书屋、学堂厅、藏书楼等。这里的“吾爱吾庐”民居门额系清代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所题;古黟著名书法家、画家汪曙的家就在关麓;中共黟县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抗日烈士汪希直也是关麓人。

关麓除了古建风格独到卓绝之外,还另有三绝:“米塑”、“砖雕”和“海底木”,它们与“联体古建筑”一起合称“关麓四绝”。“米塑”是该村独有的一项民间工艺,加工塑成物形“盆景”,如花瓶、罗汉、水果等,以供祭祀之用;“砖雕”精品位于“八大家”中老四汪令钰居所的门罩上,共分七层,尤以第五层的“小康世家”作品最为精美,内有楼阁亭台、人物花卉,虽在同一个平面,却层次分明,立体感极强;“海底木”是指一张长2、宽1的古式烟榻,据介绍有百余年的历史,木质细腻,是极其珍贵的上等木料精制而成。触之手感冰凉,盛夏坐在上面,酷暑顿消,怪不得被誉为“海底木”。

五都南屏村的清明祭祖

黟县五都南屏村,位于县城南向的顶云尖山脚下,全村叶氏几百户聚族而居,和谐相处,宗族文化氛围浓厚。20066月日,该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屏村在众多的宗族文化活动中,清明祭祖扫墓最为隆重,以表示叶氏后人饮水不忘掘井人。自古以来,南屏村叶氏宗族清明祭祖扫墓,订有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逐代流传,按章祭祀。对于始祖,即始迁南屏一世祖的清明祭祀,尤为隆重。

每年清明日,风雨无阻,全族男女老幼,衣冠整洁,集中整队上路。前面是两根竹竿挑挂的五色彩纸钱引路,纸钱上端有一个彩顶(俗称连升三级),纸钱下端是如意(寓意吉祥如意)。后面紧跟的是大号京锣,鸣锣开道;接着是彩旗、遮阳伞、方木牌、木铳、乐队锣鼓、喇叭、横笛等仪仗队;随后有两张四人抬的祭桌,祭桌上端搭有彩布帐篷,既华贵美观,又可遮阳避雨。桌的四边,设有五寸高的栏杆,雕琢吉祥花纹,色彩夺目。

每张祭桌上摆放着16个黄铜镶边的锡制祭盆。盆内是祭品,盛有燕窝、鱼翅、海参、干贝、青带丝、鸡、鱼、猪肚、蹄膀、鲜笋、香菇、木耳、金针菜、花生、瓜子以及鲜水果等。各种菜肴瓜果,均饰以造型,很有观赏价值。如鱼翅可装为古代女人之凤冠,猪肚摆为小白兔,青丝带堆成假山,鲜笋雕刻成玲珑宝塔等等。清明前一周,祭品均得陈列在叶氏宗祠内,供大家评议,以便改进提高。此期间,来观赏祭品的人络绎不绝。

祭祀队伍中,祭桌后面是全猪全羊的架桌、盥洗盆架、樽、香案桌等。随后即由“族长老官”带领祭祀的“礼生”与全族成员,在锣鼓喧天,鼓乐齐鸣与鞭炮声中,浩浩荡荡,进入墓地。

祭祀开始,“礼生”分左右两排站立,首排为“响赞”,次排为“亚赞”,主祭人是“族长老官”,全部按古代传统的祭祀仪式进行。祭祀完毕即颂发钱,每人发给两枚竹筹,回村后,再凭竹筹去祠堂兑换铜币(每竹筹兑铜钞十枚)。

祭祀的资金费用,宗祠祀会耕田出租有固定收入。祭祀用具等,按规定分为八阄管理。每年清明结束后,由“族长老官”,根据宗谱上名单,以此抽出八人进行拈阄,分别领去保管,待来年清明再集中使用。

五都南屏清明祭祖,是叶氏全族一项重大活动,迄今已有几百年历史。

独具特色的黟县方言

黟县语言独具特色,是丰富的中国语言中的文物。

黟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是山越族人聚居的蛮荒之地,随后,由于中原战争频繁,大批北人南迁,来到这块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改造了山族人的生活方式。而山越人也以自己独特的语音,顽强地改造了中原人的语言特色。此后,在黟县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方言。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使得这种方言一直得以延续,而未被强大的北方语音完全同化。

黟县方言具有很多特色。一种是,部分方言音译成普通话后,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原句的意思。诸如:黟县方言管太阳叫“热头”;晚上为“夜高”;黎明为“蒙蒙光”等。而另一部分方言,音译成普通话后,外人根本不知原句的意思,因为音译后的与原句意思,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如黟县方言把挨骂,说成是“驮段”;称撒娇为“为奇”;称少见为“奇数”;称正中下怀为“倒板一十六”。

黟县方言的另一特色是,保留浓郁的古文化特色。诸如:黟县方言把妇女称为“老孺”,而“孺”是明、清时期,对妇人的尊称;而把打扰了、谢谢,说成了“聒噪了”,而“聒噪”是宋、元时打招呼的习惯用语;还有,黟县方言把窗子称作“槛”,把腌菜称着“盐齑”。这种带有古文化色彩的语言,曾使许多外人处于尴尬境地。传闻,一位黟县人因外地朋友仓促来访,准备出门张罗酒菜时,被朋友一把拉住,坚持只须家常便饭就行。主人解释说,不巧家中没别的菜,只有“盐齑”,客人听说大为高兴,连声说道:“嘿,有‘腌鸡’还不行吗?,不瞒你说,我平生最爱吃‘腌鸡’。”谁知上菜时,主人端出了一碗腌菜,客人顿时感到受到了捉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才从别人那里了解到,黟县人就是这么文诌诌地把腌菜称着“盐齑”,让人听成是“腌鸡”,造成诸多误会。

黟县方言还有一种特色是,同一语言,由于发音的微弱变化,使别人能准确领悟到你所言的物体大小、高低。诸如,山、屋、路、刀、碗、盘、桌、凳等等,道地的黟县人,完全能从别人的发音判断出它的体积、容积。这种发音的些微变化,很难使用拼音来注解,只有亲耳聆听,才能加以区别。

黟县方言还能举出一些特色。比如:一些动物的名称是根据其声音来确定,黟县人把蝉叫成“嗯知”,纺织娘叫成“蜡箭”;而一些动作名称又是根据其形象来加以创造。比如,黟县方言中把打哈欠称之为“卖花也”,是因为打哈欠时的口型,像是在喊“卖花也”。能将打哈欠这样一种疲惫、乏味的动作,蒙上一种鲜明生动的色彩,冠以一个动听的名称,不能不说黟县人在语言上还是很有创造力的。

黟县方言因其独具特色,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语言专家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1924年,中国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就曾与魏建功、白涤洲、舒耀宗等合著了《黟县方言调查录》,着手黟县方言的研究,开创了黟县方言研究之先河。近年来,一些语言学者,竟发现黟县方言发音,与日本话有近似之处。这些都足以说明,黟县方言,是祖国语言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古黟名人名扬天下

大学问家俞正燮

清代黟县,涌现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学问家,诸如著名学者汪文台、程鸿诏,天文及历史学家汤球等。然而,从知识渊博、著作之丰、名声之盛来看,当首推俞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城中人。自幼家境贫寒,勤奋好学。20岁时,俞正燮独身北上充州,拜访著名经学家孙星衍,孙当进正在研究《左氏春秋》,俞正燮送上自己的文章《左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邱明墓考》等文章,求教于孙星衍。

孙星衍看了俞正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对眼前的年轻人十分钦佩,并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吸取了俞正燮的论点,从此,俞正燮名声大扬。不少学者纷纷邀请俞正燮去教书、讲学。而俞正燮便利用这种机会,游历了半个中国。他每至一地即深入考察,并进出各地藏书馆,读了许多不易读到的书籍。加之他潜心研究,终于成为清代著名学者。

俞正燮研究的范围很广,天文、地理、水利、诗词、歌赋、训诂、音韵、书法、医理无所不精。

他所编著的《癸巳类稿》15卷、249篇,《癸巳存稿》15卷、556篇,是风行一时的海内巨著,对经义、史学、诸子、医理的考释,无不探本求源,辨别雅伪,且立论精博,见解常常标新立异。《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不仅为清代学者所推崇,连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鲁迅、钱钟书等均对其有较高的评价。

俞正燮的著述还有《续行水金鉴》156卷、《说文部纬》、《校补海外纪闻》、《顾氏方舆纪要》等10余种。他还曾应两湖总督林则徐的邀请,参加了《两湖通志》的撰修,并编撰了嘉庆版《黟县志》。

尽管俞正燮当时已是海内知名的大学问家,但封建社会里那种轻学问、重功名,推崇读书做官的科举制度,却迫使俞正燮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科举道路上,大学问家俞正燮走得很不顺利。他47岁才考中举人。1833年,58岁的俞正燮赴京参加会试,以他的才气,本可以考中进士,可惜当时主持会试的总裁是清廷军机大臣曹振镛。据《辞海》历史人物条介绍:“曹振镛以小心谨慎,遇事模棱而长期受清廷倚重。他主持会试,严于挑剔微疵。”遇到这样一位主考大人,俞正燮的仕途命运可想而知。果不其然,因曹振镛的百般挑剔甚至采取摈弃俞正燮试卷,不让别的主考批阅的手段,致使俞正燮落选。通往官场的大门,终于在大学问家俞正燮面前,严丝合缝地关上了。

此后,俞正燮郁郁寡欢,积劳成疾。1839年,在曹振镛死后,江苏学政祁隽藻邀请俞正燮赴南京“惜阴书院”任主讲,第二年,俞正燮病故,终年66岁。

以俞正燮的渊博知识与才气,如果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就将会更大。而且不致于去受曹振镛那班官吏的窝囊气,使自己因郁闷而早逝。这也许是封建社会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性的悲剧。好在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今日中国,有几人能记得住曹振镛?而俞正燮的著述,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倾颓的丰碑。

篆刻大师黄士陵

名重东南、包誉海外的“黟山派”开宗大师黄士陵,是中国晚清时期成就很高的书画篆刻家。

黄士陵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师承皖派邓石如,融皖、浙两家之长为一体,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黟山派”。

他的篆刻艺术,取法于秦玺汉印,取材于钟鼎、钱币、诏版、碑额、砖瓦等文字,各体悉入,无格不备,兼收并蓄,熔于一炉。

黄士陵,字穆甫,出生于黟县西武黄村,父亲黄仲和能诗文,善篆刻。黄士陵幼承庭训,20岁时,他的篆刻在黟县就有了一定名气。后父母双亡,为求生计,也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篆刻艺术有所长进,他带着弟弟黄厚甫去了南昌。

在南昌,黄士陵谋生之余,常为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写书签,以换取免费借阅图书的方便。不料,竟是那小小书签上的金石书法,成了他扬名发迹的桥梁。

当时,江西学政汪鸣銮,无意之中看到黄士陵写的书签,这位酷爱金石书法的学政大人,独具彗眼,认定黄士陵功底深厚,天分极高,前途无量。得力于这位学政大人的宣传,黄士陵结交了众多学者名流,并随当时金石名家盛昱、王廉生、吴大徵出游,遍览各地所藏金石原器、著录和书画珍品,从此学识大进。

1888年,吴大徵调任湖南,黄士陵继续留在广州,帮助著名学者梁鼎芬从事金石书法学术研究,并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在广雅书局担任校对。

黄士陵在广东的艺术活动,是他在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异军突起,名声大噪的关键。他的许多作品,当时在岭南、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即被作为艺术珍品而收藏。

奇怪的是,黄士陵在其艺术成就极其辉煌之时,却悄然隐退回到家乡,不再以艺术作品面世。作为晚清印坛开宗立派、成就极高的艺术大师,黄士陵的隐退,无疑是中国金石书法艺术界一大损失。后世人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士陵做出急流勇退的痛苦抉择?

黄士陵曾有“倦游窠主”的别号,也许是因为在外奔波数十年,身心交瘁,神思困倦,病体不支而回到家乡休养生息;也许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遇到了某种难以突破的“极限”,而要突破这种“极限”,通向登峰造极,还须再下一番功夫,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这从他回到家乡后,仍然勤奋学习,潜心于研究,或许可以得出判断。西武乡关麓村一些老人回忆,据他们的前辈介绍,隐居家乡的黄士陵,闻说关麓村建造宗祠“世德堂”时,曾延请沿江一带有名工匠,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精品。黄士陵一连十余天,每天清晨夹着草席,步行数里来到关麓村,屏神静气端坐在汪氏宗祠前,默默地临摹、揣摩。以黄士陵当时的名气、声望,暮年尚能如此勤学,令汪氏族人无不感到钦佩,并以此策励自己的子孙后代。

黄士陵的隐居,还可能与当时封建社会重功名、轻学术有关。

黄士陵在广东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作为巡抚吴大徵的幕僚,与当时两广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过从甚密。吴大徵曾劝黄士陵捐纳为官,遭到黄士陵婉言拒绝。以黄士陵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那些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如果肯涉足宦海,实在是探囊取物。但当官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终生矢志的金石学术研究,在当官与学术研究两者之间,他毅然选择的是后者。

然而,在视功名为读书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的封建社会,黄士陵这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品格,很可能为世俗所不容,这样就有可能迫使黄士陵退隐故里,恪守自己的人生信条。

1908年,黄士陵病逝家乡。作为清朝政府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端方送来挽联,联文为:“执竖椽直追秦汉,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挽联中透出这位权倾一方的清廷重臣,对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平民百姓的无限钦慕。

想当官的人,往往羡慕那已经当官的人;而已经当官的人,却又往往羡慕那不想当官、淡泊功名,只想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们。世间之事竟是如此奇妙!

黄士陵泉下有知,读到端方这幅楹联,一定会感到欣慰,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剪刀大王张小泉

著名戏剧家田汉,1965年参观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时,曾赋诗:“快似春风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

张小泉,明末黟县会昌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后在黟县城边,开了个张大隆“剪刀铺,前店后家。思家做事认真,他打磨的剪刀,坚韧锋利,备受人们的称赞。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

明朝末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张思家来到杭州,在大开巷觅到一块空地,搭个棚,挂起“张大隆”招牌来。父子二人,制剪为业。杭州原是春秋战国时干将、莫邪铸造宝剑的地方,有着传统的铸造技术。小泉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创制出嵌钢制剪的新技术。他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于是,又出现了鞋剪、袋剪、裁衣剪、整枝剪、猪鬃剪等许多新品种。

张小泉剪刀的声誉持久不衰。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获得银牌奖;1915年在美洲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获奖。从此,张小泉剪刀,跨越国境,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后张小泉剪刀,在全国三次民用剪评比中均获冠军。

商界名流李宗眉

李宗眉(18271891年),又名金榜,黟县南屏村人。出身贫苦农家,早年由亲友带到铜陵大通镇经商,年届而立,仍然默默无闻。后来,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战争频繁。原来淮盐运营利润优厚,由于战争的影响,竟至一落千丈。李宗眉仅“纳货三百”,就从清政府官僚的手中获得了淮盐南运的经营权。战争结束后,淮盐在江南畅通,利市数倍。不多几年,李宗眉竟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由于早年的经历和遭遇,李宗眉对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十分同情。他对赈灾济贫和兴建公益事业从不吝啬,动辄万金。黟县县志对此屡有记载,其荧荧大者如:“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大水,助赈八万两”;“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逾万”;“乡里孀婺,月致钱米”……

李宗眉自己文化不高,但“刻印前哲遗书,不下万金”。由李宗眉出资刻印的图书计有《徐骑省集》、《七家后汉书》、罗愿《新安志》、《汪南士集》、俞正燮《癸巳存稿》等。此外他还捐赠国子监《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印送《程正通药方》等小册子多种。

李宗眉于光绪十七年病逝于大通,棺柩运返家乡时,“远近吊者数千人”。

历史上的徽商唯利是图,但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者也大有人在。徽州府志和各县县志对此多有记载。他们对徽州的文明建设,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桃花源”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以其神秘性和理想化,多年来,一直让人们魂牵梦萦,苦苦追寻。“桃源文化”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揭示了人们“桃花源”情结,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人文底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地整合、充实、丰富、升华,它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四)

古黟村居追求人文和谐环境,还具体表现在村庄中每一幢单体建筑上。民居建筑不仅只是为居住者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折射出传统的复杂文化内涵,无声地倾诉了主人们的理性思考、内心祈愿和崇拜信仰。有专家认为:“徽州民居的某些特征是徽人思想观念的建筑外化。‘高墙深院小窗,对外封闭隔绝’反映了徽人在理学之风盛行、宗法制度森严下的慎独心理;民居山墙顶上砌有上方下圆状如朝天官印的装饰物(俗称‘朝天印’),反映了徽人对仕的追求和向望;徽州民居‘民房其外,官邸其中’,反映了徽人强烈的入儒崇仕的意识。”

黟县自古得“新安大好山水”钟灵毓秀之气,受程朱儒道理学之风,既重宗法,也讲世好;既崇文重教、尚义诚信,又敦邻睦族、谦逊礼让。古黟楹联“我爱邻居邻爱我,鱼傍水活水傍鱼。”“德邻仁里,义路礼门。”都形象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村居人文和谐环境的理想追求。

古黟民居建筑,四周的外墙是直接与他人世界相交的外部形象。一般说来,人们大多注意的只是那毫无表情的高墙,而很少去关注高墙之上的瓦檐。古往今来,民间约定俗成民居住宅的界域,是划定在屋檐下的“滴水位”,而“滴水位”的外延又普遍是“滴水三尺”之说。

黟县地狭人稠,众多村庄的民宅建筑用地非常紧张,这在若干大姓村庄表现得尤为突出,房屋的设计者在设计民居过程中就得充分考虑这点。首先必须考虑到的是房屋内部空间的充分利用。宏村“承志堂”中的边角书厅、“排山阁”内的三角小区,还有南屏“冰凌阁”偏厅两侧卧房的设计,都是充分利用空间的典范。其次,就是考虑对房屋外部的空间占有,这除了最大利用自己地界外延,邻里和睦关系就成了充分关注的问题。

纵观黟县古民居的外墙,屋檐伸出不足一尺,房屋的“滴水位”也自然不超出墙体一尺,按照民俗约定而让出了两尺多地。一户如此,家家如此,全村如此,古民居墙体的谦让,使村庄节省了不少用地,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众多狭窄幽长的巷弄,成了千年古村落的一大景观。南屏村就因为有众多复杂巷弄而被游人称之为“迷宫”。在建筑上,由于“滴水檐”短,为防止墙脚受雨水侵蚀也就衍生出大户住宅的墙体用“黟县青”砌墙至“腰方”的现象,从而增加了古民居外部墙体的厚重感。“滴水檐”短,还衍生出门罩的丰富多彩,层层挑出的雨檐,对木门起了保护作用。

古黟聚族而居,村庄民居稠密,所建造房屋全属砖木结构,一旦有宅发生火灾,越户而焚,损失惨重。早在南宋时期,宏村汪氏先祖便曾遭此罹难。因此,徽州民居建筑的墙体上便出现了马头墙。马头墙又称风火墙,是徽州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种具有防火、防盗、防风,有利于邻舍粘靠而节约用地等实用价值的建筑装饰,同时又使原来单调的山墙变得富有层次感及韵律美。风火墙的防火功能其根本出发点,还在于万一自家遭火,尽量不殃及邻舍,这就是村人“德邻仁里”的意识。一旦发生火灾,高高的马头墙阻止着火焰外泄,墙内木质结构被焚烧落架,由于空气压力,四周超出房架的填斗墙体就会同时向内倾倒,压住火势,避免了火势蔓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递、屏山、城区汪家弄等几处发生火灾,在当时消防能力欠缺的情况下,马头墙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递村的“大夫第”民居东侧,是一间飞檐翘角的玲珑阁楼,按常理它本应该与“大夫第”正屋同建在一条水平线上。由于此地正处于村中心十字路口,来往行人很多,房屋主人胡文照便有意识地将阁楼往后退让一大步,使门前道路更为宽敞,方便人们通行。主人还特意在阁楼房屋小门上方,镶嵌了石雕题额,上书“作退一步想”。为己想,亦为他人想,求得和谐居住环境的深层内涵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勤劳聪慧的古黟祖先对于村居环境,无论是村庄整体布局,还是单个民居建筑,都竭力去平衡人与自然的相处,都悉心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善尽美地来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生机勃勃的村庄,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遗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古黟人追求和谐社会进程中一段历史实践。今天,我们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来看待这份遗产,一定会大有裨益。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三)

古黟村居环境,除了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外,追求和谐的人文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宗法制度较他处更为森严完备。早年,为保持宗族凝聚力,抵御外族入侵,人们纷纷实行聚族而居。黟县聚族而居之处曰村庄。庄即建筑在山林田野间之住宅,它不同于村寨,也不同于屯、堡之类的人居之处。寨是防卫所用的木栅;屯有驻防之义;堡原指土筑的小城,后又指军事上的防御物。寨、屯、堡的形成,体现了居住者是把对他人的防御放在首位,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排他性。

黟县村庄,几乎都是依山傍水,没有设置与外界相间隔的障碍物,有的也只是以沟渠、河道、山梁等自然物体为界。从总体布局来看,黟县的村庄呈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这也正成为了徽州文化之所以可以形成的基石。环黟而行,所到村庄,村头与村尾均有大路与邻村相通,村与村之间还建有路亭、茶亭,以方便来往行人休息,有的村庄甚至任由府县驿道从中通过。大路两旁开设店铺、作坊,日夜迎送四面八方之客,久而久之村庄竟有了街道的称呼。如黟县的十都际村,曰际村街;四都古筑村,曰古筑街;六都石山村,曰石山街;五都南屏有秦家街,二都蜀里有胡家街等等。明清时期,宁池古驿道就从十都卢村中心通过。人们在驿道两旁开设了多家客店、轿行、货栈,村庄也由此而日益繁荣兴旺,据说其中“木雕楼”的主人卢邦燮,当年就是跟随在此歇脚的外地商人出门学徒经商而发迹的。

当然,在宗族制度笼罩下的聚族而居,必然也追求住宅建筑的规范化、系统化。这具体表现在同一村落,各族各房宗祠、民居界域分明。民居住宅基本上都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它。从另一角度看,祠堂作为宗族成员议事、行使族权、祭祀天地祖先、讨论村规民约的场所,坐落在村落的中心或显著位置,既方便村民的集中,也加强了村民的交往。南屏村的叶姓宗祠、支祠,就是在村中心位置,坐北朝南一字排开,而民居住宅则是沿祠堂两侧巷弄,往后有规则延伸而建,从而也就形成了幽深的多条巷弄。

祠堂大门的前面,一般都得让出一大块空地,一律用石板铺就。祠堂称之“厅厦”,空地便称之“厅坦”。这里是公共场所,是村民自然聚集之地。冬日便于大家晾晒干菜,晒阳取暖;夏夜又是纳凉去暑,听长辈讲古的好去处。如遇年节,这里更为热闹,祠堂里唱大戏,厅坦上摆小摊,此时外村外姓人的到来是绝不会阻拦的。有的村子甚至还会特地邀请外村人来进行舞龙舞狮、演出地戏等活动。《南屏叶叙秩堂值年规则》中记载,每年正月初四、初五日,四都里田村、五都中墩村的傩神戏,元宵节三关会的游龙灯板等都要来到南屏村叙秩堂前进行表演。以往的西递村,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开栅”娱乐活动。“开栅”就是斗蟋蟀,场地也往往选在祠堂前的门楼和厅坦上。一到“开栅”日期,各村人士纷纷前来参斗,其中也有许多看热闹、走亲戚、做生意的,一时间西递村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如同过节一般。此时的厅坦就成了人际交往、和谐相处的重要场所。

村庄的水口,一般都建有村口桥、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甚至庙宇庵堂等建筑物。如五都南屏村的水口除了植有万松林,修有万松桥,还建了文昌阁、观音楼、雷祖殿等。这些公共设施,虽然在风水上有固一方元气之说,但更为现实的是有利于村民往来,也为过路行人提供了乘凉纳荫、歇息躲雨的场所,还给文人雅士聚会品茗、谈诗作画,提供了非常幽雅清静的环境。一些宗教祭祀活动也可以在远离村居密集之处进行,使得村庄始终处于祥和宁静之中。甚至有的村庄还将书屋也移至水口处,以免孩子们的喧闹打扰了村间平和的生活。如三都黄陂村的“云门书屋”,就建在村外的水口处。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二)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是浪漫的、崇尚自然的,这在黟县众多古村落的选址、布局上已经得到体现。至于具体到个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一般多是通过居家住宅这个中间环节加以体现。风水理论导致了民间习俗约定:环境的好坏决定住宅的吉凶,住宅的吉凶又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与命运。因此,住宅环境的选择,房屋构造的取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风水理论对于民间建宅也有一整套说法,其理想住宅环境是: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在古黟桃花源,虽然多山多水的地形、地貌特征,为人们提供了不少的选择空间,但地狭人稠的局限,又使得村内的众多个体民宅不可能面面俱到。

在民宅的建造上,首先求以实用、舒适,其次合乎习俗约定,使所营建的住所,虽处于密匝的民居之间,但其方位、朝向、结构以及所表现的理想寄托均能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致”,从而得到心灵和谐。因此,住宅中直接与外部世界相通的“天井”与“门庭”的修造,就必须注重考虑。

天井在徽州古民居中,被视为一大特色。从实用功能说,主要以供屋内采光以及使空气对流之用。整幢房屋很少向外开窗,即使开窗也只是在楼上向外筑以少许一尺见方的小窗。这里不排除“防盗”之说,因为徽商长年奔走在外,留守家园多为老弱妇幼,与外隔绝的墙体自然是一道防护屏障了。更重要的是,祖先们在追求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同时,还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陶渊明老先生所追求的那种“心远地自偏” 的“世外桃源”空间模式,毫无疑问地被他们逐渐渗透于村居建设中,体现在宅屋建造上。

至于天井“四水归堂”的聚财说,则与风水的“藏风聚水”理论相通,也无可辩驳。可以强调的是:无论是“三间”,还是“四合”结构形式的房屋,天井都是处于房屋对轴线中心,房屋通过天井将两侧连廊、上厅下堂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天井的设置,巧妙地将人与天地衔接起来。天井将大自然溶入屋内,主人足不出户,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可一览无余。更有雅致者,在天井下放置大鱼缸,养上几尾金鱼;有的设置石几,放上假山盆景;有的再载上几盆文竹、瑞香,使得满屋顿显生机。

门庭是房屋主人进出,与自然世界接触的必经之道,这在建造上是绝不可忽视的。作为徽州一般住宅,大门基本应开在房屋的中轴线上,应“迎财纳福”之说。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土地限制,村庄中所有房屋的方位、朝向、结构都不可能完全符合风水理想要求,因此,民居的门庭营建便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变化,以使都能达到既不多用土地,又符合民间习俗约定,寄寓主人的理想企盼的效果。民间所说的“千斤(金)门楼,四两屋”,正是表达了这种心态。

为了使大门朝向达到风水理论要求,建房者在调整门向时,往往在正屋的前面再修建一座小型庭院,以便在马蹄形的三面院墙上选择最佳位置修建院门。这样,庭院园林随着住宅风水的要求又成为了徽州古民居建筑的另一亮点。行贾四方的徽商不仅带回了雄财巨资,而且也带回了扬州、苏州、杭州的园林特色。他们将一座座小小的屋前院落,通过院墙景洞、花窗透隔、厅堂连廊相互依托,拾掇成“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⑧的格局,从而更进一步拉近人与大自然的距离。西递村的“西园”、“瑞玉庭”,屏山村的“敦仁堂”、“黍谷堂”,宏村的“承志堂”、“树人堂”等就是如此。

“天人合一”的感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的传统,在民居营造上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宏村水圳九曲十弯,穿家过户,在高墙深巷间能听到流水潺潺,在房屋宅院内能欣赏游鱼戏欢,如此意境是古黟村居环境和谐的经典之作。卢村“思诚堂”的正厅中,还有一眼清泉,汲水而饮,清凉甘甜。房屋主人在建房时发现了此处有泉眼,它不是避让,也不是填塞,而是充分利用之,建成了独具特色的“厅中井”。可谓:足不移步,能体会汲水之乐趣;身不下堂,可享用天然之琼浆。

另外,黟县民居建筑在整体上追求务实、朴素,不追求华贵、艳丽。所用材料,就地取材,木料多用松、杉,少量银杏、榧树,其木纹洁净清晰、木质坚实有韧性,材色质朴平和,既适应用于大宗梁柱构件,又可以制作窗户栏杆等装饰零件。门枋、柱础、阶沿等石料多运用石灰岩大理石,即“黟县青”,其石材色彩庄重、石质细腻,硬度适中,不仅便于抛光、造型、雕刻,而且与木质结构搭配,色调协调。如此天然的木石搭配,形成黟县古民居在徽州民居中独占鳌头的地位。这样形成的美学效果,自然得到了无数艺术家的青睐。墙体、屋顶是民居建筑置身于大自然景色中的外部形象。粉墙黛瓦,黑白分明,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犹如清秀简练的水墨国画。随着时光推移,斑驳流离的墙体,长着青苔的门罩,愈显厚重古雅,韵味无穷。

清淡美观、朴素大方的天然和谐,正展现了古黟村居环境的美学取向

古黟村居和谐环境之简述(之一)

2000年,黟县的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的典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说,皖南即指徽州,皖南古村落即是以徽州文化为底蕴,以徽商经济为实力造就的,具有典型地方人文特色的徽州古村落。

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庭园”的说法,处于山陬水滨的黟县更是地狭人稠。因此,为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大批的徽州人,走出群山,外出经商,以求得发展。在生意场上,生性节俭、诚信守用,又勤苦耐劳、善于经营的徽州人,逐渐在15世纪以后称雄于商界。虽然黟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才蔚然成风,但商贾也是遍及大江南北,也曾雄踞武汉、九江、景德镇、大通、鄱阳等地商界之首。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不仅将全国各地的精美之物带回本土,而且投资于乡里,建设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分道路加庭园”。

我们祖先将自己的世代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社会风情进行整合与统一,惟妙惟肖地体现在自己世代安居的村居环境上。无论是村落整体布局,还是单体民居建筑,这种整合与统一都无处不在,所以徽州古村落和民居古建筑就以自己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读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厚重教科书。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西递、宏村作出如此评价:“人类古老文明的象征,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传统特色建筑的典型作品”。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理论是人们传统意识形态的一个不可小视的表现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本基调。“风水”中虽然掺杂了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人居选宅和人亡选穴方面,作为对地质、地温、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准则。我国古代宇宙观的特色集中表现在有机整体上,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界与人是平等的,而且以为天地运动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道家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顺其自然,便可达到极乐世界;儒家认为:“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宇宙,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它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关系,因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会影响人的生活与未来。人居环境如何,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吉凶祸福。这便形成中国风水理论,虽然其中有着玄虚、迷信成分,但强调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科学的、合理的。

环视黟县小盆地,众多古老族聚村落如众星捧月般围拱在县城四周,他们大多依山傍水,“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傍槛淹”便是生动写照。黟县山水隽秀,祖先们在古村落规划选址方面,将传统的风水理论运用到了极致。他们按照自己对风水理论的理解和宗族理想的解释,努力去追求、刻划独特的既崇敬自然、保护环境,又合乎宗族规则、富有生机活力的人居和谐空间,创建了如西递、宏村、关麓、南屏、屏山、余光、叶村、黄陂、塔川、卢村等众多的千年古村落。

纵观古黟十二都中的大小村落,多背倚青山,靠近水源,这既利于生产生活,又便于交通联络。面对山峦水流,先祖们以“山水为血脉,草木为毛发,烟云为神采”作为基本建村要素,然后依据自己的理想模式,融入多重人文因素,使山水更加怡情,村居更为合理,山水村居两者更为和谐,融为一体。

汪氏营造宏村而选在雷岗山下,是以为此处“山环水绕,气象郁茂”,村落能枕高岗,面流水,“拒西风之烈,挡北霜之袭,虽无帝象之征,却是安人之居也。”此后,他们又一面依托自然山水,一面按照自己对水的理解与运用,开凿月沼、南湖,从而逐渐使宏村的居住环境和发展空间,达到了“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完美境界。

风水家认为,“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何谓水口,字面解释为水源之出口或进口,但作为风水理论之水口,它就成了村落建设的一项重要设施了。“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由此得知,“水流入之处应开敞,水流出之处当封闭”。在这里,村落水口不仅有入口之功用,而且更是与村落的兴衰、命运、前程紧连在一起,因此,水口在村落选址上便十分讲究。其位置一般多选在山脉的转弯或两山夹峙、两水汇流之处,并且不惜一切在水口处营造一些建筑物,或植以树木,或掘以池沼,来弥补村居自然环境不合风水理论所示的理想模式。如此作法,主观上满足了人们世俗心理需求,同时客观上也使得村落布局与自然景观更趋于和谐。

屏山村水口的长宁湖,就是为了使穿村而过的吉阳河水能在村口“弯聚曲行”、“曲折环抱”,“而增村中之龙气”,在南宋年间挖掘的。湖的左边是()狮山,右边是() 象山,白象山是村人依循风水要求人工堆起来的。村口还有水口林、水口亭,又在离长宁湖不远的地方修建了关王庙、观音阁、华佗庙等红墙庙宇建筑群。青山连着红墙衬以长宁湖的绿水,着实使得屏山村的水口更为绚丽多彩。一眼望去,整个村庄山环水绕,地域开阔,北有靠山——屏风山,南边有石山岱峰作照山;东西左右抱山是吉阳山和双凤山。这样—来,既符合风水上的“狮象把门,水口紧锁” “藏风得水,五行不缺。”模式,又使村居自然环境更为优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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