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弄钱，他每天研究案例

为尽快搞到钱，他“想大的，选大的，干大的”，他还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研究透一个案例。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一个装有雷管、导火索和２０管炸药的编织袋被送到了吉林省人大代表、省优秀企业家朱炳义家院子的西南角。炸药包里还有一张打印的纸，写着“给５天时间，到建设银行账户上存入贰拾万元”、“如不照办，你们就等料理后世（事）吧”。下面还附有两张龙卡的账号和密码，落款是“要钱不要命的人”。

然而仅仅３个月时间，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灯塔乡的黄永发，这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就站到了被告人席上。今年６月９日，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黄永发因盗窃爆炸物罪、敲诈勒索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为搞钱深入研究

黄永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做事自然就要“高人一筹”。没想到时运不济，他炒股赔了，做生意亏了，几年下来竟欠下了８万多元的外债。

黄永发不敢再自认为是个“人物”了，他买了台小型农用柴油车在几个小煤矿等活，谁来买煤给谁拉煤。可忙活了一整年，赚来的钱要是还了债，就没钱过日子了。他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必须搞到钱，多搞钱，尽快搞到钱！

黄永发迈出了第一步：他先搞了个假身份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搞个假证虽没想具体干啥，但也没准备干好事。”接着，他开始“深入研究怎么能多搞钱”。他开始关注电视里的案例，邮局阅报栏里报纸上的案例也“刻意留心”。他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研究透一个案例，这一年下来足足研究了５００多个。

他每天开着农用车给人送煤，也“格外留心”这些人家的人员情况、经济情况和房子、院落的结构情况、进出情况。这一年里，被黄永发“研究”过的人家足足有１０００个之多，其中有１００家最终成为黄永发“黑名单”上的“在册者”。

电雷管引发“灵感”

想走邪道的人，总会找到入口。

２００５年春节过后，黄永发在生利煤矿给人拉煤时，发现煤堆里露出一个电雷管，正在一管炸药里插着。他知道这管炸药已经不能引爆了，但雷管却还能用，赶忙蹲下身去，轻轻地把雷管拔出来，又轻轻地擦干净，小心地装在上衣兜里。此时电雷管的出现，终于使他“选”定了“项目”：“我想如果用炸药威胁敲诈有钱的人时，再带上雷管就更能吓唬住人。”

回家后，他当即就从１００个“在册者”中选定了朱炳义，他曾３次给朱家拉过煤，每次对朱家都做了精心观察和记录。他知道朱炳义在区里、市里和省里名气大，影响大，但他就是要“想大的，选大的，干大的”。

“怎么能搞成功？”他为此做了８个月的“周密准备”。

第一步，弄炸药。黄永发开始注意周围多个小煤矿的火药库。２００５年５月，机会终于来了，他听说一家小煤矿的火药库经检查不合格，需要易地重建，于是黄永发每天早晚去查看。新库建完了，旧库上的铁门当晚被移到新库，而库里面的炸药却没有连夜搬走。当晚后半夜１点多钟，黄永发从矿井绞车房后面的木栅栏跳进去，轻易偷出一整包２０管炸药。

第二步，办龙卡。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黄永发直接来到市建行一楼营业大厅，以“自己手坏了”为由，让窗口营业员代为填写，办了２张龙卡。敲诈信上附印的就是这２张龙卡。

第三步，剪贴信。黄永发先编写了一份草稿，把要写的敲诈信内容加到稿子中，“以免打字的人能看出来”。然后拿这个草稿到一家打字社打字，打完字到另一家打字社复印一份，回到家把其中有关的词句剪下来粘到一张纸上，再复印一遍，最后与龙卡合印就成了一张完整的敲诈信。

一个“聪明人”的下场

“怎么能抓到我？”他从公安讯问、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判处都一直这么自问，他时常自语：“我做得都很隐秘。”

是的，从送炸药包之后的４０天时间里，黄永发一直没有任何动作。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下旬和２００６年１月上旬，用街边电话两次查询龙卡上有没有进账，查后还立即把电话卡扔了。见卡上一直没有进钱，黄永发这才买了部二手手机，又办了张卡。

１月２６日，也就是春节前两天上午１０点钟，他直接给朱炳义的集团总部办公室打去电话：“我是公安局的，姓王，你们总经理家送炸药包的案子破了。”朱炳义接过电话：“我是朱炳义……”不等朱炳义往下说话，黄永发急不可耐地发问：“你是不是报案了？”“你是谁？有什么事？”“我是送炸药包那个人，上次那事怎么还没办呢？”朱炳义说：“你在哪？咱俩能见下面吗？”“见什么面？你抓点紧。”这唯一的一次直接通话后，黄永发一直关着手机，没有再启用，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绝不会掉脚”，所以当公安人员来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能抓到我呢？”即使面对检察官和法官，他也一直在这么问。

他太蔑视法律了，又根本不懂得这句法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怎么能多搞钱”、“怎么能搞成功”到“怎么能抓到我”，这恰是每一个蔑视法律、铤而走险又自作聪明者的心路历程和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