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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沙

发表日期:2009年7月2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7357 次

 


 


 

怀沙

  作者:楚国屈原,为《九章》第五篇。
  【原文】
  滔滔孟夏兮,
  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
  汩沮南土(注1)。
  眴兮杳杳(注2),
  孔静幽默。
  郁结纡轸兮(注3),
  离愍而长鞠(注4)。
  抚情效志兮,
  冤屈而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注5),
  常度未替(注6)。
  易初本迪兮(注7),
  君子所鄙。
  章画志墨兮(注8),
  前图未改。
  内厚质正兮,
  大人所晟。
  巧陲不斵兮(注9),
  孰察其揆正?
  玄文处幽兮,
  蒙瞍谓之不章(注10)。
  离娄微睇兮(注11),
  瞽谓之不明(注12)。
  变白以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笯兮(注13),
  鸡鹜翔舞(注14)。
  同糅玉石兮,
  一概而相量。
  夫惟党人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臧(注15)。
  任重载盛兮,
  陷滞而不济。
  怀瑾握瑜兮(注16),
  穷不知所示。
  邑犬群吠兮,
  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
  固庸态也。
  文质疏内兮,
  众不知余之异采。
  材朴委积兮(注17),
  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袭义兮,
  谨厚以为丰。
  重华不可遻兮(注18),
  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兮,
  岂知何其故!
  汤禹久远兮,
  邈而不可慕(注19)。
  惩连改忿兮,
  抑心而自强。
  离闵而不迁兮,
  原志之有像。
  进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注20)。
  乱曰:
  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注21)。
  脩路幽蔽(注22),
  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注23),
  永慨叹兮。
  世既莫吾知兮,
  人心不可谓兮。
  怀质抱青,
  独无匹兮。
  伯乐既没,
  骥焉程兮(注24)。
  民生禀命,
  各有所错兮(注25)。
  定心广志,
  余何畏惧兮!
  曾伤爰哀(注26),
  永叹喟兮。
  世溷浊莫吾知,
  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
  原勿爱兮(注27)。
  明告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注28)。

  【译文】
  初夏的天气盛阳,
  百草万木茂畅。
  我独不息地悲伤,
  远远走向南方。
  眼前一片苍茫,
  听不出丝毫声响。
  心里的忧思难忘,
  何能恢复健康?
  反省我的志向,
  遭受委屈何妨?
  我坚持我的故常,
  不能圆滑而不方。
  随流俗而易转移,
  有志者之所卑鄙。
  守绳墨而不变易,
  照旧地按着规矩。
  内心充实而端正,
  有志者之所赞美。
  工垂巧而不动斧头,
  谁知他合乎正轨?
  五彩而被人暗藏,
  瞎子说它不漂亮。
  离娄微闭着眼睛,
  盲者说他的目盲。
  白的要说成黑,
  高的要说成低。
  凤凰关进罩里,
  鸡鸭说是会飞。
  玉与石混在一道,
  好与坏不分多少。
  是那些人们的无聊,
  不知道我所爱好。
  责任大,担子重。
  使我担任不起。
  掌握着一些珍宝。
  不知向谁表示。
  村里的狗子成群,
  不常见的便要狂吠。
  把豪杰说成怪物,
  是庸人们的口胃。
  我文质彬彬,表里通达,
  谁都不知道我的出众。
  我鸿才博学,可为栋梁,
  谁都不知道我的内容。
  我仁之又仁,义之又义,
  忠诚老实以充实自己。
  舜帝已死,不可再生,
  谁都不知道我雍容的气度。
  自古来,贤圣不必同时,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夏禹和商汤已经远隔,
  就追慕也不能再世。
  抑制着心中的愤恨,
  须求得自己的坚强。
  就遭祸我也不悔改,
  要为后人留下榜样。
  像贪路赶掉了站口,
  已到了日落黄昏时候。
  姑且吐出我的悲哀,
  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尾声:
  浩荡的沅水湘水呵,
  咕咕地翻波涌浪。
  长远的路程阴晦,
  前途是渺渺茫茫。
  不断地呕吟悲伤,
  永远地叹息凄凉。
  世间上既没有知己,
  有何人可以商量。
  我为人诚心诚意,
  但有谁为我佐证。
  伯乐呵已经死了,
  千里马有谁品评?
  各人的禀赋有一定,
  各人的生命有所凭。
  我要坚定我的志趣,
  决不会怕死贪生。
  无休无止的悲哀,
  令人深长叹息。
  世间混浊无人了解我,
  和别人没什么可说。
  死就死吧,不可回避,
  我不想爱惜身体。
  光明磊落的先贤呵,
  你们是我的楷式!
  (郭沫若译)
  【注释】
  注1.汩(gǔ)徂:急行。
  注2.眴(shùn):同"瞬",看的意思。
  注3.纡轸:委曲而痛苦。
  注4.离慜(mǐn):遭忧患。鞠:困穷。
  注5.刓(wán)方以为圜(yuán):把方的削成圆的。刓,削。圜,同"圆"。
  注6.常度:正常的法则。替:废也。
  注7.易初:变易初心。本迪:变道。
  注8.章:明也。志:记也。
  注9.倕(chuí):人名,传说是尧时的巧匠。斵(zhuó):砍,削。
  注10.蒙瞍(méng sǒu蒙叟):瞎子。章:文彩。
  注11.离娄:传说中的人名,善视。睇(di4弟):微视。
  注12.瞽(gǔ):瞎子。
  注13.笯(nú):竹笼。
  注14.鹜:鸭子。
  注15.臧:同"藏"。指藏于胸中之抱负。
  注16.瑾、瑜:均美玉。
  注17.委积:丢在一旁堆着。
  注18.遌(è):遇。
  注19.邈:遥远。
  注20.大故:死亡。
  注21.汩:指水流疾貌,或为水的急流声。
  注22.脩:长。
  注23.唫:同"吟"。此下四句据《史记》补入。
  注24.焉:怎么,哪里。程:量也。
  注25.错:同"措",安排。
  注26.曾:同"增"。爰(yuán)哀:悲哀无休无止。《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日爰"
  注27.爱:吝惜。
  注28.类:楷式,法。
  【品评】
  本诗作于屈原临死前,一般认为是诗人的绝命词。
  对诗题“怀沙”,历代颇有歧见。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为是“怀抱沙石以自沉”。汪瑗《楚辞集解》认为:“怀者,感也。沙,指长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持相同见解:“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指长沙),欲往而就死焉耳。
  从诗章本身内容情感和《史记》所载屈原身世经历看,“怀沙”指“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可信性应该更大些。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本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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