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斯日古楞的蒙古族诗人，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女大学生报名参军，分到西部一个兵站，她一直想当兵，所以，哪怕分到了荒无人烟的兵站她也毫无怨言。但是，一开始还行，时间长了，倍感孤独，有时想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她曾想过要调离，可是，要强的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撑住，甚至上级打算调她走，她也说不，给人一个抱定了扎根边疆的印象，上级给她立了二等功并树为典型。可是，她的眼神分明又是忧郁的。无形的荣誉圈住了她调动的脚步，她不能毁了这个形象，她得为自己和集体着想。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她就打了个请求调离的报告，领导出于种种考虑把她请调报告压下了，后来，她的调令总算到了，可是，阴差阳错地，就在调令下来的前一天，她自杀了，遗书只有一句话，她只想找个有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当时，听了这个故事，我是挺感动的，为那个女兵无私的奉献精神。

让我感动的事情还很多，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到贫困山区支教，与那里的孩子打成一片；比如一个为了找到强奸犯而硬是咬牙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少女；一个为了抓住小偷而身受重伤的普通市民……感人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就说那家很有影响的电视台搞的那台很有影响的晚会吧，放了一个因过度吸氧而双目失明孩子的事故的片子，看得现场都泪流满面的，也正是趁着大家唏嘘不止的当口，只见那个主持人拿着手机，要大家发短信捐款，场面确实动人。心想移动公司和电视台真是想那个失明的孩子之所想，急那个失明的孩子之所急。记得当时我到处找手机，生怕发晚了良心过不去，可是事后想想，这个“移动用户发送短信到××××，联通用户发送短信到××××”的提示语，我们是不是太熟悉了？这个晚会有多少人捐款？水过地皮湿，又有多少款子真正地用到了那个失明的孩子身上？谁来监督此事？我承认我这是小人之心，可是，在连拆迁款、救命款、扶贫款都有人敢贪污的今天，我的怀疑也不全是空穴来风。也许我们太容易感动了，所以，才有人会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我们的感动——这与趁火打劫有何区别？

其实，现在的各类媒体都很善于利用我们的这种流行性感动——简称流感——来最大可能地煽情，有时能把人弄得湿漉漉的，然而，哭多了也就哭出了抵抗力——就像流感之后有了抗体——小样，不就那点事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才不哭呢，这样坚持几次，心，倒也坚挺得像美元了。是的，在一个动不动就感动的时代，肯定是让人感动的事情做得太少了，换句话就是，本来不该感动不必感动的事儿大家都来感之动之，肯定是这个社会的某一个链条出现了问题。比如那个把孩子生下来以寻找强奸犯的少女（她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和羞辱啊），我们为之感动没错，然而，如果公安部门破案有力，我们还能找到感动的对象与机会吗？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一次次地发生，在我们为之感动的背后，难道不是有关部门的冷漠与失职？看来，我们这种流行性感动，可能会掩盖某些部门的懒惰与不作为。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女兵，在她自杀的背后，是否有一些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在作怪呢。集体荣誉当然很重要，但是，和生命比起来，它又有点微不足道了。

再也不能轻易感动了，因为我知道，太多的流行性感动，只能说明这感动是廉价的，也是脆弱的。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流感”一多，接下来必是麻木。